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对当下诗歌传播的一点思考
作者：肖照东
当下，诗歌的传播也需要经过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充满着形形色色的把关人，他们负责对诗歌进行过滤、加工、处理。本文讨论诗歌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的传播。这种传播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它要求受众（学生）的学习行为必需符合规范，即符合编码者的要求——符合选本的要求，这是第一度把关。它所产生的效果带有“自发”性，往往取决于受众的注意、兴趣、情趣、理解、记忆等心理活动，受众作出的反应也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当其受到其它因素制约时，传播效果就可以增强。“例如：某一报道如果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倡导，并用行政手段推动这一报道的再传播，那么，它就会大大强化这种传播效果”③对受众（学生）接受诗歌来说，“倡导”就是符合选本，“行政手段”就是对传播效果的强制检查。我们把检查者称作是检码者，检查手段称作考本，即第二度把关。“再传播”就是写作。诗歌的这一传播流程就是由编码者（一度把关）到受众（学生）到检码者（二度把关）的过程。
在第一度把关中，选本就是对传播内容的选定。传播内容从来都是传播的中心环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交流便是说话的人，所说的话和听话的人。这三要素是交流的主要元素。选本中诗歌“所说的话”就是对所能得到的大量诗歌信息进行高度选择（不是全盘加以反映）后的抽样。所选诗歌的内容应该是通俗的，平易的，情感的，健康的，有价值的，民族的或适合于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或审美心理的，以满足大量受众的需求。
翻开新诗的史册，不乏具有极高传播价值的诗歌。艾青的战争的火把，催着人们去迎接太阳，田间的嘭嘭的鼓点，合着人民雄壮的步伐，去迎接血与火的斗争，光未燃的大气蓬勃，歌颂祖国雄魄的黄河大合唱以及他的脍炙人口的革命抒情曲《五月的鲜花》……诗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永不疲倦地为人民歌唱，在诗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段参考马识途的《我对诗歌的一点看法》一文）
在第二度把关中，考本就是考察选本有关预期目标的完成情况。考察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具有强制性的检查方法，就是让受众对诗歌进行再加工。那么，这种方法在高考中体现得如何呢？在2006年的高考作文中，江苏卷、山东卷、全国卷三、北京卷、上海卷、重庆卷、湖南卷，江西卷、辽宁卷等试卷的写作要求中，都要同样的内容：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其实这种情况数年来一直如此）。而作为教师，则本着“怎么考就怎样教”的原则，对诗歌教学一笔带过，甚至是不闻不问，也很少让学生进行诗歌写作。
教材中明明有（或应该有）良好的诗歌选本，而考本偏偏避开诗歌，是什么原因让二度把关者把诗歌拒之于考本之外呢？客观方面，新诗自身的问题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从形式上看，马识途在《我对诗歌的一点看法》一文中指出，新时期诗歌形式上自由体，散文化，少格律规范，以至节拍和韵脚也不要了。从内容上讲，新诗严重地脱离生活，脱离了群众，出现了“私化”、“贵族化”、"非诗化”的倾向。有人甚至说，当代中国新诗不但不像中国诗，甚至根本不像诗，不是诗了。马识途认为，诗歌，人民永远是需要的，但是当诗歌抛弃人民的时候，人民也理所当然地抛弃诗歌。诗歌何以走上歧途？蓝棣之在谈到当下诗歌状况时认为，马克思曾说的资本主义无视诗歌和艺术是正确的，市场经济下确是有这种现实。市场经济“疏离”了诗歌，诗歌成了“私家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主观方面，“因为人类的群体生活具有突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生活的维持，客观上要求相应的社会规范来为之提供行为模式”，“使受众、受众对象与社会规范保持高度一致”，④市场经济需要有各种具体的社会规范来维持，包括诗歌艺术的规范，以及相应群体的行为规范，而诗歌往往是不安于现状、不合乎规范的“异质”力量（这里指的是那些“散化”“私化”及“贵族化”的诗歌，不指那些有益无害推动社会发展的“异质”诗歌），当下，它部分地踏着市场经济的“软肋”，无视市场经济主体，无视国家民族，无视生活、无视人民大众，独自过着懒散的“私”生活。考本为了“免疫”（让受众免于当下不良诗歌对其思想的侵袭，以维护突出的社会性）就避开了诗歌。而受众（学生）一般是本着“怎样考就怎样学”的原则，这样，诗歌也就成了学生学习、阅读和写作的盲区。受众既是诗歌信息的接收者，又是诗歌信息的再加工者，从接收到再加工，使得诗歌信息得以传播。只接收不加工，受众失去了再加工的权利，诗歌的传播流程在这个群体中也就中断了。那么，怎样在这个群体中重续诗歌的流程呢？我们回顾一下古代科举制度，或许能为新诗的发展传播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唐朝，进士是常考的两个最重要科目之一，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有些变化，但基本精神是重诗赋。诗赋需要有文学才能。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名士推荐。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这是唐朝诗歌的考本情况。在唐朝科举的教材中，有梁朝昭明太子编的《文选》，其中选了很多古时候优秀的诗文，而唐朝考诗赋，全要参照《文选》。杜甫曾说：“《文选》烂，秀才半”。
到了宋代，王安石参知政事后，对科举制度的内容进行改革，取消了诗赋，以经义论策取士，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做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等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我们把唐、宋、明的科举制度作以比较，不难看出，唐以诗取士，营造了刻苦读诗的氛围，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众所周知，唐朝繁荣的不仅仅是诗歌）。从传播学角度讲，一方面，编码者（一度把关）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进行选本，受众接受选本，检码者“以诗取士”；另一方面，检码者根据编码者的规定进行检查，然后把检查情况反馈给编码者，以利于更好地编码。这一循环互动的流程构成了诗歌在正规学校教育中的良性传播模式（当然这种模式并不限于诗歌），诗歌传播在这种模式当中交替往复地进行。如果弱化某一环节，这个流程就会不畅，影响传播，从而减缓了诗歌在信息渠道里流动的速度。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高考——第二度把关中所出现的可喜变化。也是在2006年的高考命题作文中，山东卷就是通过阅读雷抒燕的一首诗歌《星星》，写出自己的理解和感悟，虽然是依然限制写诗，但必竟是朝着诗歌的体裁迈进了一步。同时，全国卷一、二，天津卷，广东卷，福建卷，湖北卷，浙江卷，安徽卷等都没有对作文体裁进行限制。
从信息权论看，“让受众参与传播，正是为了让他接受传播，因为人们对于他们亲自参与形成的观点，要比他们被动地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观点容易接受得多，且不易改变”。⑤学生阅读诗歌选本，从中了解到物质文化的同时，也从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中知晓社会道德和文化规范，体会了社会认可赞同或贬斥的规范、信仰、价值、行为等是什么，这样日积月累，逐渐渗透到他们头脑中的东西对他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他们统一或“扶正”自己的诗歌再加工行为，使之符合一度把关者的期望，合乎社会规范。型塑论的创立者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认为：“受众由于长期接触传媒，受传媒型塑的价值观念类型的影响，从而产生了趋同化（包括观念的和行为的）后果”。⑥
从受众的社会价值看，“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会对受众造成一定影响，会加强现存的社会文化规范并创造一些新的社会风气，还有可能促使社会‘一体化’”。⑦对受众价值的积极开发，会形成一种通用的免疫力，对诗歌的受众来说，足以让他们在接触到不良信息的进攻时不致于改变已经形成的规范。
“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受众是有能力从文本中解读意义的主体，同时强调文本意义是文本与受众互动的结果……在强调受众互动性的同时，注意媒介文本结构的力量”。⑧当下诗歌内容的私化和形式的散化的确是堪忧的，但也出现了不少的好诗和好诗人，我们在教育中应该本着公正无私的规定，本着有继承有舍弃、有选本有考本、有倡导有“行政推动”的原则进行把关，一度把关诗歌选本使其贴近现实，贴近人生，培养出伟大的读者，二度把关诗歌考本，使其关注心灵，立足现实，创造出伟大的诗歌。伟大的诗歌造就出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读者创造出伟大的诗歌——具有诗教功能、现实功能、审美功能的诗歌。加强二度把关，增强传播效果，繁荣诗歌文艺，成就新世纪的诗歌盛世。
注释：
①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二卷）.纽约可麦可兰自由出版社.1972年.第528页.
②库尔特?乐温.群体生活的渠道.1974年.
③④⑥胡申生，李远行，章友德等著.传播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221页.27页.
⑤［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⑦⑧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89页.218页.
肖照东，男，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0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