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果戈理的人性关怀新解

作者:雷 磊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对果戈理保持着相当的热情,但在当时中苏关系的大背景下,果戈理研究越来越式微,误读现象也比较严重。直至60年代中期,果戈理及其作品被打入“封资修”之列,他从中国文坛消失。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又重被关注,此时文坛多从思想和艺术角度评论他的作品。8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研究文章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但深度和新意迭出,文坛或多或少研究了果戈理与宗教(任光宣等)、关于《与友人书简选》、作家创作心理(程正民等)、艺术形式(怪诞、夸张、魔幻、象征等)、果戈理与中国(王富仁等)等重大课题。作为“封建制度掘墓人”的果戈理,不仅是“愉快的忧郁者”或“永远被压服着悲哀与忧郁”①的社会刀斧手,更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的大发现者,尤其是对“官迷”、“升官梦”的辛辣讽刺与无情揭露。这成为他揭示现实生活的一种手段,也为后起的中外作家(涅克拉索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波湎洛夫斯基、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中国的鲁迅、张天翼、沙汀、鲁彦、陈白尘、老舍等)提供了取之不竭、渗透人性关怀的主题。
  打开《钦差大臣》这部“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个案病理分析,更要翻看构成这些病理的多种原因。“人的问题”是钥匙,要使每个读者在赫列斯塔科夫身上发现自己的一部分,同时无所畏惧地向四周张望,不令人家指责他,自己道出“升官梦”的真相来。一句话,任何人至少都做过一分钟的赫列斯塔科夫,只是自己不愿承认,“一生中没有一次做过他的那种人恐怕是找不出的”②。可以说,人的问题涵盖了果戈理所有创作,也涵盖了存在的全部奥秘。在小说形象的典型性和创作激情的人道性方面,果戈理的笑和深藏内心的忧伤结合在一起。“差不多每一篇都是些怎样的东西?都是些以愚蠢开始,接着是愚蠢,最后以眼泪收场,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可笑的喜剧。他的全部小说都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哀!”③别林斯基肯定了果戈理小说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深刻的人文性,他说,“继《智慧的痛苦》之后,我不知道任何一部用俄文写成的作品能像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那样具有最纯洁的道德性,对于世道人心发生最强烈和最有益的影响。”④生活表明,别林斯基的评论多么有洞察力。
  “彼得堡具有使人身上一切神圣的东西蒙受侮辱,迫使其内心的一切暴露出来的怪异的特性。只有在彼得堡,一个人才能够认清自己——是一个人,半个人,或者是一头牲畜;如果他心里感到痛苦——就是一个人……”⑤这是《涅瓦大街》问世四年以后来到北方京城的别林斯基对彼得堡的印象。果戈理前瞻地觉察到彼得堡崇拜官职和金钱的风气以及沾染着鄙陋的“官迷”梦。小说开头用讽刺语调描写了“不是目的,却只是手段”的涅瓦大街,揭露京城贵族们虚有其表的华贵和渺小的庸俗。对于“官迷”庇罗果夫来说,生活的轴心就是个人的飞黄腾达和设法在世界上占据一个较舒服的位置。作为庸俗的化身,他所关心的只是那种正在时兴或已经时兴的东西,那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上等人”行为准则的东西。上流社会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一无所长的他,他假装喜欢谈论文学、迷恋喜剧和色彩画等,他“有一件重大的、念念不忘的心事——官阶。这是他‘崇拜’的目标,是他‘兴奋地’思考和追求的目标。”⑥在他的人生观中,身份和官阶高于一切,因为它们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官阶是他幸福的根源,是他轻松、自由生活的基础,他一心愿意享受生活的快乐,而不愿思考那种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对“不久前提升的官阶很志得意满,虽然有时躺在沙发上说:‘咳,咳!真无聊,一切都是无聊!我是一个中尉,这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暗地里,这新的身份却很使他洋洋得意;他在谈话的时候总要绕着弯提到这一点。”这种典型的“官迷”形象面对铁匠席勒对他的“鞭打”侮辱,愤懑情绪却能很快就平息,实现这一点,是不需要通过任何重大事件的,只是“路过一家点心铺,进去吃了两个酥脆的肉馅饼,读了一会儿《北方蜜蜂》,出来时已经不怎么忿忿然了。”这是一个十足庸俗、不道德、无尊严的俗物,是一个从不否定任何东西、低俗的小丑。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比较中,果戈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彼得堡的官僚贵族观念。他写道:“莫斯科不注意自己的居民,而把商品送到整个俄罗斯;彼得堡则把领带和手套卖给自己的官吏……俄罗斯需要莫斯科,彼得堡需要俄罗斯。”⑦似乎告诫世人,彼得堡的官阶之风一日不根除,则随时皆有被俄罗斯抛弃的可能,因为它已成为俄罗斯的负累和脓疮。这一点借助“荒诞无稽”的《鼻子》得以影射。《鼻子》中异乎寻常的情景和幻想形象都是围绕“官迷”柯瓦辽夫少校展开的。毫不费力地在高加索弄到了八品文官官衔后,“为了给自己增加些气派和声望,他从来不称呼自己为八品文官,而总叫自己少校。”对他来说,称号和官衔就是一切。与庇罗果夫不同,柯瓦辽夫比较见多识广,官职也高些。然而,鼻子的“消失”立刻把他隐藏在良好品行面具下的东西呈现出来,他失去了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庄严外表,也丧失了一切尊严,“我没有鼻子在街上走,你得承认,这是不成体统的。一个在升天桥坐着卖剥皮桔子的女贩可以将就着没有鼻子;可是我还等待升官呢……”他一想到这件“可怕的”事情,便有一种病态的悲剧感,整个人也变得惊人的滑稽。而鼻子“恢复”后,他则又能“应付裕如”。“两分钟后,鼻子真的出来了。他穿着绣金的高领制服,麂皮裤子,腰间挂一柄剑。从有缨子的帽子可以推知他是忝在五品文官之列的。”这里,鼻子变成了五品文官,并作为贵族代表进行人的活动,物化为人,人蜕化为动物,这种讽刺比《涅瓦大街》更辛辣。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鼻子的官衔比柯瓦辽夫本人官衔还要高,这正暗示穿制服和具有称号的人可能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空壳。在阐述官职和人的主题时,果戈理发展了别林斯基的法则说:“在当时,高尚而神圣的人这个头衔一钱不值,人不仅被认为低于九品文官,而且也低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⑧
  《钦差大臣》的构思与《涅瓦大街》和《鼻子》对官僚制度、“官迷”的描写遥相呼应。剧中外省官吏们无一不是居官位却不干官事,只追求享乐和一己私利,他们生活的法则是:“生活必须过得幸福,为此就必须升官发财,为了升官发财,就需贪污,吞没公款,对掌权者、显贵和财主卑躬屈节,逢迎谄媚,在官阶比自己低的人面前摆架子和像野兽一样粗鲁。多么简单的哲学!可是请注意,他这样做不是放荡,而是他道德上的发展……并且他用一切庸俗的人的简单法则来为自己辩护:‘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大家都这样做。’”⑨当然,这描述的不仅是一个市长、一个赫列斯塔科夫,而且是所有其他市长们和赫列斯塔科夫们,他们自私自利又无知。市长遭遇小官吏赫列斯塔科夫演出一幕官味四溢、丑态毕现的钦差大臣喜剧。这不仅暴露出各层官吏们的专权独断、不负责任、贪赃受贿、野蛮寄生的典型生活;而且这些官吏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往往交织着对“升迁”和扩大权力的渴望,所以剧中人物的傲慢和奴颜婢膝、卑躬屈节和妄自尊大经常交换位置。同在彼得堡的故事里一样,《钦差大臣》以另一形式体现了官衔支配一切和渴望“升迁”的主题。虽然这个主题从属于国家政权问题,却同样以最具广泛社会意义的典型形象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真实生活,正如赫尔岑在1843年的日记里所写,“没有一定的世界观,没有一定的目的,这就是从乡录事到沙皇身上不断重复出现的赫列斯塔科夫的永世的典型。”⑩他非常准确地把赫列斯塔科夫气质评价为时代的象征,可见果戈理塑造形象的非凡才能。果戈理自己把《钦差大臣》说成一部社会喜剧,而且强调剧中官僚吃人的主题,他在《戏剧散场》里指出:“世界上一切早已发生了变化。现在谋取有利可图的职位,炫耀自己,无论如何要压倒别人,对别人的鄙视和嘲笑进行报复,所有这些都更有力地缠住了戏剧。”不争的事实、典型的问题直逼世人,甚至在21世纪重读这一切,我们不禁也要抱怨:“诸位,在这个世界上真是沉闷啊!”
  在大师与经典遭受冷落的现代化趋势下,果戈理人性的泪为世人而流,他辛辣的讽刺也是为醒世而抒。这,堪称文学经典不朽的经世价值!果戈理借助同样的原型,用丰富的形象和语言使同一主题拥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和多方面的启示价值。他关注人之存在的忧思感,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愤怒的力量”,以及对官位与人的主题的创新挖掘,将他带到了20世纪。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他同样不会寂寞。
  
  注释:
  ①林林:《崇高的忧郁》,文献出版社1941年版。
  ②果戈理:《<钦差大臣>第一次公演后作者致某文学家的书信片断》。
  ③《别林斯基全集》,第一卷,第二九O页。
  ④《别林斯基全集》,第一卷,第二九九页。
  ⑤《别林斯基全集》,第十一卷,第五七七页。
  ⑥[俄]米·赫拉普钦科著,刘逢祺、张捷译:《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⑦同上,第246页。
  ⑧《别林斯基全集》,第七卷,第三六九页。
  ⑨《别林斯基全集》,第三卷,第四五三页。
  ⑩《赫尔岑文集》(三十卷),第二卷,第二六七页。
  雷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