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心灵的探寻》中的心灵对话
作者：方艳玲
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使对话成为可能
正如他在《拒绝遗忘·自序》里所说，“这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过）’‘咸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因此，对中国的国情、民族、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使他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
在钱理群那里，对鲁迅精神的思考与探寻伴随着对自己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的反思，而形成于不同时期的“我之鲁迅观”正是从一个侧面折射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的心理背景。正如钱理群自己所指出的，这种“鲁迅观”“直接地反映了60年代初由于苏联对中国的封锁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里面，很显然潜伏着一种危险。当鲁迅思想被抽空了与20世纪现代主义相通的部分，被片面地理解为“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并被纳入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为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和真诚信仰之时，固然使处于个人生活逆境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一种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却也使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而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于是，也就有了作为“脱胎换骨”的改造的典型的鲁迅。只有到了文革后期，当这些知识分子被无情地抛向时代的边缘，走上精神放逐之路，当理想的面纱渐渐脱落，露出现实狰狞的面目时，他们那被“赎罪意识”、“改造意识”强压下去的“反抗意识”才终于被引发，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曾经接受和信仰的一切，灵魂上经历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这种“走向地狱”般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使他们开始从根本上接近鲁迅，与之进行心灵的对话。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二、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演变推动对话的深入
如果说在民族遭到异族入侵以及外国势力封锁的40、50、60年代，人们对鲁迅的关注是他作为“英雄”的一面，而忽略他平凡的一面，关注的是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而忽略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关注的是“结果”，而忽略“过程”；那么，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70、80年代，伴随着整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巨大变化，人们“对鲁迅的观察由‘结果’转向了‘过程’。没有怀疑鲁迅的伟大，也不否定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但人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探索民族变革、复兴道路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他复杂万端的心态与情感，他的愤激与焦躁，感伤与痛苦，以及鲁迅怎样从‘内心的炼狱’中挣扎出来，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注重过程，就是注重思想的辩证法，心灵的辩证法”。
在《心灵的探寻·思维篇》里，钱理群研究了一个作家的独特思维，他发现鲁迅的思维方式是“否定的辩证法”。他从“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中，看到的不是鲁迅的“虚无主义”，而是他对“以民族自大狂为中心的病态文化心理”的挑战与否定，是对中庸主义思维模式的怀疑与反叛以及由此建立的以“否定辩证法”为中心的新的思维模式。从“于天上看见深渊”，“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中看到的也不是鲁迅的悲观消极，而是他的打碎乌托邦主义和一切“止于至善”的主观幻想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以及“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而从一直为人们所讳言的鲁迅的“多疑”“尖刻”中，钱理群也深刻地领悟到：“为了反抗这民族的健忘症，为了民族的生存，鲁迅不得不独自直面历史陈尸的全部罪恶，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最鲜明的记忆，因而形成了以‘多疑’‘尖刻’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思想方式中，集中了20世纪中华民族在血的浸泡中获得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真是智者之论。
三、真实的心与心的面对——偶像的破碎与重塑
钱理群与鲁迅之间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并没有止于此，在深入把握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的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和绝望中抗争的人格力量的同时，他进一步把握住了鲁迅夹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心灵的矛盾和困境：鲁迅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背后所隐藏的传统的“鬼魂”和那经常纠缠折磨他的“被利用被控制”的巨大魔魇以及被利用后的愤怒和复仇意识；他身陷于“无物之阵”的孤独感和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般的自我嘲弄感以及因身心的极度劳累而产生的苦闷与悲凉；他的因对“爱我者”的爱而来的悲凉的赎罪心理以及“病态”的自虐；他的面对着历史前进中个体不可避免的“消失”而涌起的某种悲怆以及因清醒地预见到即使“死后”也挣脱不了被利用的命运的痛苦与愤怒；他的“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的孤独与寂寞……这些在《心境篇》中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如果我们说钱理群和他的同时代人是在有了“走向地狱”般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后才开始从根本上接近鲁迅的话，那么，《心灵的探寻》就是“梦醒”的产物，《心灵的探寻》是——用钱理群的话说——“第一次正视我的研究对象——鲁迅（以及中国现代作家）内心的矛盾，分裂，痛苦，孤独，彷徨，软弱与绝望，同时也在‘打碎’自幼形成的关于我们生活的宇宙、世界、关于人、人性，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绝对完美性’的神话（与童话）。”钱理群自己所说：“这‘打碎’仍是不彻底的：我在打碎的同时，又竭力将它‘弥合’。”而这，“正是历经苦难的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他们可以面对痛苦、矛盾、人生、人性的破碎与缺陷，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这种破碎和不完美性，是存在本身具有的特性，他们宁愿把这一切‘不完美性’看作是偶然的、暂时的，而寄希望于‘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在那里将达到缺陷的‘整合（弥合），矛盾的消解，而进入‘至善至美’的和谐的‘绝对’存在。”
两个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真诚的。钱理群对鲁迅的解读，是以心灵的碰撞为起点的，是把“自己也烧在这里面”，在鲁迅那里“发见我们自己”，与鲁迅所进行的心的对话与灵魂的交流。这种对话与交流首先源于一种“认同”——“渺小的学徒与20世纪世界与民族文化巨人之间的‘认同’”，虽然“二者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所要强调的却是二者在精神与心理上的绝对平等”。——钱理群如是说。在《心灵的探寻》的后记中，钱理群说：“我已经尽可能真诚地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已经尽可能坦白地解剖了我心中的鲁迅，更坦白地把‘自己’暴露于世人面前。几十年来一直纠缠我的灵魂，使我坐寝不安的感情重担已经卸下。”他希望自己能够如鲁迅所说的那般，“竦身一摇”，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但他内心又和当时鲁迅说此话时一样是十分清醒的，这只是“给自己轻松一下”而已，凭着他对鲁迅研究的痴迷，这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对话将会是长期的，甚至是永恒的，正如他评价鲁迅时所说：“鲁迅决没有终结一切，无论他的思想，他的艺术以及他的个性，他的灵魂，都不具有至善至美的特性，他是无限的运动过程中一个有限的环节，他为无数的后来者铺平了‘超越自己’的道路，他的生命价值正是实现在这种‘超越’之中。”
参考书目：
[1]《心灵的探寻.引言》，钱理群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2]《拒绝遗忘·自序》，钱理群著，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心灵的探寻·后记》，钱理群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4]《心灵的探寻》，钱理群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5]《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审美形态——我这十年研究》，《返观与同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钱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方艳玲，女，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与文化、英语翻译和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