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沈从文的湘西边城世界
作者：黄海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适合自己的独特表现对象，自己的观察与评价生活的独特角度，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构造出一个宏大独特的审美体系，并且在日后的岁月中后继者络绎不绝，成就了一个文学支派的大师级作家，也就不过三五位。他们大都因进入革命性改造中国的一途而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惟独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从来未曾在现代文学史的主潮或主流中占据过席位。他笔下的湘西边城世界虽说享尽不为现实所理解的那一分孤独和寂寞，却独立勾画出了一道亮丽的边缘文学风景线。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沈从文先生是京派文学的第一人，他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民族的血液，这给他带来了特殊的气质，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迫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阵痛。他的小说只要一写到湘西，写到他所熟悉的河流以及水上岸边风物，写到他认识且关怀的那些在社会宝塔底层挣扎而又生命顽强的一类小人物的命运，他的笔就好像萌生出一种魔力，那些山光水色，平常人生，琐屑民事，一经勾勒点染，便焕发出人性美的莹光。这种独特这种典型，让他放过了“妇女问题”“民族问题”“阶级问题”等等时代重大主题，他没有自己的《娜拉》《祝福》《包身工》《阿Q正传》和《子夜》，但他却孤独地拥有了被称之为“蛮人”的湘西世界的“小人物”画廊。他因此被二十世纪文学史及文学批评非常合理地误解：“他是文体家，而非思想家；他是乡土的，而非时代的；他是少数民族的，而非人类的”。这些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主流文学的自由主义文学的主创者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的事实和“逃避现实”的现状。仿佛孙悟空对异类的当头棒喝，要其现出原形。
然而，文学的历史发展证明，作家一旦完成某种典型性格的塑造，往往也就捕捉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精神现象，具有这种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甚至成为这种精神现象的代名词的文学规律，如歌德笔下浮士德，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鲁迅笔下的阿Q等等。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就是人类凝视反省自身灵魂的一面面镜子。
纵观中国文学第二个十年具有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对民族灵魂开掘的历史深度以及从沸腾的历史潮流中，所吸取的战斗激情与壮阔、厚实的力的美的历史特点。再加上沈从文先生的湘西边城世界能孤独地走过那么多苦涩秋冬，最终迎来春天的事实。就有效地说明了非主流文学的自由主义文学是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的。作为非主流文学的自由主义文学，在文艺思潮异常活跃的三十年代，创作实绩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文学史发展的大的背景下，它对主流文学起到了某种补充的作用。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作为其中的范本，透射了自由主义作家的心声：他们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的忧患意识及“重造”民族的不懈追寻，构成了沈从文先生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内核。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的作家，一向以“乡下人”自居，他一再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爱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当然，沈从文先生不可能是原生态的“乡下人”。因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关照的。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协调、化外境界的重新发现，并大量地渗入作家的情感、情绪，把自己童年的记忆长久地带进当下的记述：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文化因素与湘西在朝代转型过程中，自外而来并传染侵蚀的文化因素的交织碰撞，规定着“乡下人”的生存方式及本质。例如《柏子》、《萧萧》、《会明》、《夫妇》、《贵生》等几篇，所呈现出的“乡下人”在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过程原有的文化存在方式与外来入侵的现代环境的脱节而发生的人生悲喜剧。一方面，在这些人物身上，依旧保留着的由原始文化孕育的善良、热情、诚实、素朴、雄强等道德形态及人格气质，与人性被异化了“城里人”的虚伪、自私、怯懦构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同样由原始文化派生出理性蒙昧，又导致“乡下人”无法发现自我生存处境的悲剧性。沈从文先生仿佛有两套笔墨，能描绘出两种不同的现实。前者有像《都市一妇人》里贵妇人变态的恋情、《八骏图》中都市“阉寺性”问题的揭示，后者如柏子的“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生存原则，萧萧的“对自身可怜生命的毫无意识”，会明的“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信仰，等等。这里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图画，只有专注于那些人性欠缺、人性冲突的广泛的文化现象和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的描写，但二者却相得益彰，互为映照。
基于这种对“乡下人”生命存在方式的反省，《边城》唱出了一曲生命的理想之歌，作为一部带“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边城》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的。前者来源于翠翠这个形象所提供的典型湘西人生样式，后者则体现在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以及人心向善，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着的地方民族性格的湘西神土。而他的另外一部长篇《长河》则把乡村生命形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梯，它虽然没有《边城》完整，却显示了较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再现了湘西社会在现代物质文明、现代政治的入侵下，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这两部作品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只不过，《长河》已经萌发出与现实强加于人的外来政治形态相抗衡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从中隐现出作者对历史长河未来流向的理想主义憧憬。
总的来说，沈从文先生的湘西边城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乡村叙述体，以湘西的下层为主，以城市的上层为辅，再加上都市乡村的各色人生，组成了他的文化意味浓厚的人生形式图景。他没有从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途径来表达，却从改造民族的角度寄托他那向善向美的文学理想。虽然在短期内不被人所理解，但其作品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现在文坛对沈从文的评价，再也不像金介甫先生《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的“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只是一种期待。它已经把沈从文与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成就相等的作家。湘西边城世界的高明之处在于，在对现实苦难扫描的同时，作者的心灵能一直保存着一块圣地，并不断从这块圣地中释放出纯情的真人性的东西。而描写人性的真善美、假丑恶，因为最贴近读者的生活，不管作家采取何种方式，都会受到读者的青睐并永恒地融进读者的心灵。
黄海娟，广西崇左市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