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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东西隐藏着
作者：许俊文
那是一个暖昧不清的春夜，我独自坐在豆村一张旧木犁上抽烟。至于那木犁曾经使用过多少年，耕过多少地，我不得而知。模糊的印象是，刚坐上去时，它的质感是干燥的，附着在上面的陈年泥土也是干燥的，手一碰就散落了。然而当我起身离开时，犁木却把我的衣服扯了一下，尽管极轻微，但我还是意识到了，伸手摸摸，木犁的表面不知何时已经有了一层不易察觉的黏糊糊的湿气。再摸摸锄把、锹把，手感也是同样的。第二天清晨，我来到昨天曾经光顾的那块麦地，嗬，麦子的叶片已经不再匍匐在地面上了，它们像是接到了某种旨意，一夜之间都把叶片举向了空中，每个叶端都挑着一颗饱满的青露。对这种现象，父亲是习以为常的，他漫不经心地给出一句：怕是“春分”了吧。我回家赶紧翻翻日历，不是是什么呢，春分。此时池塘里的水，也不如昨天清澈了，像是谁刚刚撒了一把明矾，已经有了层次，上半部分虽然还是清的，可下半部分已经有些微微地泛浑了。我纳闷，“春分”这两个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居然能够号令天下，是谁给了它如此大的权力呢？
在我的印象里，豆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的有形的部分，房屋、院落呀，山水、树木呀，庄稼、畜禽呀，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然而，这些只是豆村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至于它的另一部分，譬如气质、情态、韵味、情调、呼吸等等，往往是由那些我们不易察觉的物质塑造(或烘托)而成的。这些“暗物质”，它们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像一团团、一缕缕神秘的巫气，或埋伏在一些不被人们留意的角落，或游走于村庄、田野，连个影子也没有留下。这么说似乎有点玄秘。对，玄秘。想想也是，一个比豆子大不了多少的村庄，几百年(也许更久)过去，它竟然能够存续下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样子，它究竟接纳了多少生命？又送走了多少生命？我想，这其中肯定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吧。
我家院中有一棵杏树，据说是我爷爷年轻时栽下的，虽然它的半个身子已经瘫痪了，但它的另一半却出奇的强壮。这棵老杏，每年总是赶在“惊蛰”前三天开花，是雷也打不动的。它的花期，比离豆村只有三五里的松岗、柏凹的杏花。要早一到两天。即使春天姗姗来迟，它也不愿妥协，照开不误。你说怪不怪？按说，两地的阳光是一样的，雨水是一样的，吹来吹去的风是一样的，土，也都是抓在手里攥不成团的鸡血土，为什么豆村的杏花偏偏先开呢？柏凹村的七星麻子韩一卦是个能人，他想不通，又想弄个明白，于是就在我家杏子成熟的时候，跟我祖母要了几个成色正的，也没舍得吃，就连肉带皮地埋在他自家的院土里。小树长大后，该开花的时候也照样开了花，花朵并没有什么异样，可是花期还是与我家的那棵杏树不一样，迟；果实的味道也不一样，涩。这让韩一卦很困惑，也很扫兴，他挠挠头，又挠挠头，甩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我操，豆村就是豆村。
大概是前年吧，一个长冬都是温吞吞的，背风向阳的地方冒出了许多嫩草芽，就跟谁撒了一大把绣花针似的，绿得惹眼。可是到了“雨水”这天，却毫无兆头地蹿过来一场大雪。说实在的，那雪的确不是“飞”，也不是什么“飘”，如果是那样，早早地就能够发现。因此我有理由认为，那雪肯定是在某个暗处窥伺已久，像只灵兽，趁人不备，冷不丁地突然就蹿过来了。这时间离我家的那棵杏树开花顶多只有一柞长。我母亲琢磨着，今年的花期可能要推迟了，不推迟也得推迟了。然而，那雪仿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回事，它边下，边融化，边下，边融化，一瓣也没有存下来。雪霁后，一连几个暄透的好日头，晒得老麻石都软塌塌的了，土里冬眠的蚯蚓直吐泥浆，这时撒欢的小南风跑过来，三忽悠，两忽悠，满树的杏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夜之间全陡然开了，算算，一个时辰也没有耽搁，喜得我母亲站在树下直把脖子都看酸了。究竟是什么暗中主宰着我家那棵杏树的花期呢?
今年杏花开的时候，我在豆村碰到了业余风水先生韩一卦，我们就站在院中的那棵繁花满枝的杏树下扯着闲话。他眨着一双机敏的小眼睛，拍拍树干，又拍拍树干，郑重其事地说，这棵树，可算是栽到风水眼上了，你信不信?我不置可否地笑笑，父亲也跟着笑笑，说，讨你个好口彩。其实据我想，豆村的杏树之所以抢先开花，恐怕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这里三面环山，朝南的一面是豆青河，小村形同一只簸箕，冬春两季光照充足，土地又蓄得住雨水，杏树提前几天开花是很自然的。韩一卦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把那个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不不，你可别小看了一棵树，学问大着呢，我们的肉眼有时连自己脚下的路都看不清，树根的路我们怎能看得透呢?
豆村的确有许多我们看不透的东西，它们隐藏得像灵魂一样深，像风一样出没于黑夜，我们虽然能够隐隐地感觉到，但却无法一睹它们真实的形态。有时候，风偶尔打个喷嚏，花就落了。这是为什么?又有时候，月光随便变换了一下表情，井栏边皱巴巴的苔藓就活泛了，这又是为什么?前年冬天村里修路取土，在豆青山的西坡上留下一个丈把深的大坑，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可是来年春天，豆青山东坡上的十几棵高大的松树却无缘无故地死掉了。我曾到实地察看过，那个大土坑离死去的松树少说也有几百米远，怎么就能说松树的死与它有关呢?韩一卦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他说，这些松树长在这里几十年了，一直都好生生的，它早不死，晚也不死，偏偏修路挖了那个坑就死了，你说能没有瓜葛吗？父亲也是这个看法。他的解释是，如果人的脚上扎了一根刺，手也会跟着疼的，何况那么大的一个坑呢。
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原来，我家有一个后院，院墙是就地取土垒成的，早年沿着墙根栽了许多杂树和竹子，后来土墙坍塌了，那些树子竹孙们便成了院墙，它们挤挤挨挨的，把几间老屋和后院箍得严严实实，连只野兔也别想钻进来。这样安全倒安全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每年一到夏天，我家关在后院里的鸡鸭总是好生病，今天死一只，明天死一只，心疼得我母亲直叹气。大概是四五年前吧，姐姐家盖厨房，为了省几个买料钱，就从我家的后院里砍伐了一些树和竹子，结果就造成一个丈把宽的豁口。本来父亲想在这里再补栽一些小树，考虑到他自己和我母亲都年事已高，倘若他们一走，豆村的历史也就该彻底结束了，于是就任由那个豁口敞开着，像一扇常年不关的柴扉。风是豁口的第一位客人，径自闯进了后院，接着尘土和雪花也扑进来了。这样，憋闷了几十年的后院，仿佛一位垂危的病人接通了一根氧气管，突然之间呼吸就顺畅了。打这以后，一连几个夏天，我家的鸡鸭再没有死过一只。其实，在那个豁口，我们除了感觉到一阵又一阵的风，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其他什么也不曾看到过。那些无形的不速之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呢？
豆村的暗物质，许多都与水土有关。小时候我到外地走亲戚，身上总会长出许多小水泡，然而只要一回到豆村，咕嘟咕嘟喝下几瓢生水，那些讨厌的东西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孩子也是，他每次去豆村总要带一身小疱疹回来，一抓直淌水。妻子以为是豆村的床铺不干净，后来再去时，就特地从城里带上干净的铺单，可是依然于事无补，还是照样长疱疹。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呢。有一年，孩子在豆村整整耍了一个暑假，像我小时候一样喝生水，吃从树上摘下根本就不洗的各种果子，在池塘里洗澡、扎猛子、踩藕、摸鱼，身上却连半个疱疹也没长。还是母亲的话在理，她说，这叫“身土不二”。母亲是位目不识丁的村妇，她的话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只是觉得这个说法怪怪的，像个谶语。后来我读韩国一位环境科学家写的书，发现了“身土不二”这个提法，因为有母亲的那句话垫底，无形中就记住了。现在回想起来，“身土不二”的确是那么回事儿。如果你是一棵枣树，你就长在你该长的地方；如果你是蓬沙莎草，也长在你该长的地方，这一点不服不行。“身土不二”的法则，也许就是一切生命应当遵循的潜规则，不然，这世上的许多东西岂不乱了章法？不错，人们可以借助科学的手段，检测出一杯水或一撮土里有哪些物质成分，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虽然我们看不见，然而说不定它们能看得见我们。这就是说，但凡生命，都是特定环境的孩子，它们与周围的水土、空气、温度、湿度相濡以沫，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这是不能轻易打破的。谁要是不懂得敬畏，破了规矩，恐怕就该受到惩罚了。
柏凹村的郎守山曾经就不信这个邪。还是大集体年代，他带领着柏凹、松岗和豆村的人。把“农业学大寨”搞得烈火烹油。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发誓要把豆青山北麓的那片名叫“寡妇坡”的旱地改造成高产稳产的水稻田，好在全公社露一手。我祖父站出来阻止，结果戴回“思想守旧”的帽子。后来怎么样呢？全体社员奋战了两个春秋，然而结出的稻穗还没有小孩的鸡巴长。于是，趾高气扬的郎守山不蔫也得蔫了。其实“寡妇坡”的那片旱地，除了水稻，玉米、花生、棉花、豆子、红薯、高粱，种什么长什么，根本就不用操多少心。还是祖父说得对，哪块地能种什么，不能种什么，都是已经安排好了的，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大集体解散后，郎守山承包了“寡妇坡”的那片旱地，他今年种玉米，明年种芝麻，后年又改种花生和油菜，种一茬，收一茬，喜一茬，土地从没有亏待过他。有一次，已经驼了背的郎守山扛着锄头到我家找水喝，我问他怎么不种水稻了，他抹着哩哩啦啦的嘴说，人有人路，地有地路，庄稼也有庄稼的路，不顺乎着它们，咋行？
郎守山在那块土地上辛勤耕种了十几年，死后就埋在“寡妇坡”。站在豆青山上望过去。能看得见那片土地上茂盛的庄稼，还有庄稼地里那座低矮的坟茔，其他什么也看不见。
（选自《散文》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