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苏轼词的生命意识
作者：李 芳 宋艳丽
苏轼是中国古代才能全面的一位文学巨匠，他为人坦淡，直言敢谏。苏轼的这种无所畏惧，在朋党之争激烈，弹射之风盛行的北宋，实是一道绚目的亮光。但率真的性格注定了他荆棘丛生的人生旅途。就仕途而言，苏轼是一个悲剧人物。
苏轼辗转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他一生受到过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谪至黄州，一住四年；一次是59岁时被贬至惠州再到儋州，直至65岁才遇赦北归。面对坎坷的人生，生性乐观的他始终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所以他的词始终贯穿着对人生的感悟、思考与咏叹。处于不惑之年的他曾豪言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好一个“会”字，尽显他收复边关，建功立业的决心和自信！
长期的贬谪生涯使苏轼身心受到了迫害。他曾有过很长的农田耕种生活，这种生活既不同于一般道家的归隐田园式，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苏轼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他没有因现实的无奈而沉溺，而是将自己的实践活动建立在一种新的视角上，将其作为发展自我的外在契机，在思想和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超越色彩。
元丰五年，苏轼被贬黄州，以迁客的身份寄居，处于监管之下。所作之词无悲也少苦，反而充满了憧憬和对自由的渴望。我们可分析一下他此时所作的两首词《定风波》和《临江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反复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正是缘于对困境的体验才有了苏轼的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他不同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不遇明主的愤慨，也不同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归隐。苏轼走出了怨艾，把灵魂放纵于自然，走入心灵的宁静、淡泊。他恨“此身非吾有”，不能主宰自我，而不得已拘于外物。“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畅神于心灵的自由，再回首时也就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这不仅是一种哲趣，更是一副胸襟和人生修养。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险境中，苏轼洋溢出了最有底蕴的达观。最终排遣了郁闷，超脱取代了羁绊，因此苏轼获得了人生哲理和文学艺术的双丰收。当然，苏轼也曾感悟人生际遇的变化无常，特别是“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苏轼不是遗世独立的佛祖，他是一腔热血、七尺之躯的人间诗人。苏轼的伟大不在于他从未迷惑、彷徨，却在于勇于逆水行舟的信念与坚强以及他瞬即清醒的豁达与执着。“他虽然深切地感受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执着现实才能真正体味生活，热爱生命才能追求身心的自由。于是他在江风山月间找到了生命的本源，在为民造福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在江海小舟间找到了自我的归宿。
很多人在高山险阻面前能够一鼓作气迎难而上，折射出“山高人为峰”的精神，然而在繁花似锦的春天时却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在逆境中能不气不馁的苏轼，在顺境中依然是不骄不躁，心平气和的面对人生中的每一种境遇。元佑年间他被朝廷起复重用时，曾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在这生命最为辉煌腾达的时候，他没有心醉、而是十分清醒的面对着一切，他在这段时间曾留下了两首极为清新淡雅的《如梦令》：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手种桃前李，无限绿荫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身在玉堂的他，心中常想的是在黄州东坡躬耕时那“小桥流水”和“一犁春雨”的居士生活。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苏轼时刻保持着对世界独特的新鲜感受，这份感受经过其厚重的生命底蕴的升华而形成对人生的领悟，从而让自己在喧嚣的尘世中真正做到心如止水，从容自若。这种生活，快乐而充实；这种人生，充满美感。苏轼一生便执著于这种美感。他以极其旷达的胸襟接纳了所有的大喜大悲，虽然也曾痛苦、彷徨，但是那份豁达让他最终学会因缘自适，识度明达，走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精神家园。正是这份豁达，让苏轼在最应该悲观的时刻仍然能笑得出来——“天涯何处无芳草”？在物质世界里处处受到限制的人类，在精神世界竟可以如此丰富与充实，这既是生命的体验，也是生命的超越。
二、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
同时，苏轼作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文化巨人，面对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流逝，他作了富于鲜明个性色彩和美学精神的言说。
李泽厚曾说苏轼的词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岭海时期，苏轼的人格达到了士大夫人格的最高峰——天地境界，把现实感悟提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从直接体道的无我之境至间接体道的有我之境再至缘得体道的终极之境。他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生活，全身心的沉浸在对人生的感受和悦心悦意的层次，达到了悦神悦志的境界，进入了“天融海角本澄清”的本真状态。他已超越了一己之悲欢感受，在思考时间与存在的问题。
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苏轼的思绪飞向了广阔的时空与悠远的历史。一首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就应运而生。面对为离而悲、为合而喜的前人的轨道，苏轼对离合的感悟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首千古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展现在我们面前。
苏轼对历史进行了冷静的拆解，具有了很强的主体意识。长江之水如时间的洪流，冲刷尽千古悠悠兴亡事，横槊赋诗的英雄如今也走尽了生命的旅程。赤壁因有了周郎轶事而增添了历史的厚重之感。赤壁虽仍在，却已是物是人非。见景思人，转而联想自己。一个“笑”字中间寄托了词人曾经的豪情和如今的无奈，至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一樽还酹江月”，在与自然的心神交往中，苏轼寻求到了身心的自由。同时他也悟到人之离合，正如月的圆缺一样，是自古而然不可避免的。既然这样就不该生出那些怅恨，情感的波澜化为了理智的思索，并转化为旷达的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苏轼从自我的伤感氛围中走出来，向世人袒露心迹，升华为博大的关爱之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理智与情感、外物与自我、个体与世界的和谐统一，达到了优美和谐的美学境界。
个体的人，生命是短暂的，而作为整个人类，又同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与其羡慕“大自然之无穷”，倒不如使无穷的自然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与其贪生或怕死，倒不如发挥人类特有的超越机制让存在更有意义，这就是苏轼的基本生命哲学。在苏轼看来，自然物与人类之间有着一种异形同质的关系，它们的流逝也就成了生命流逝的象征。对待世事人生，苏轼持一颗“无思之思”的“无待”之心。他舍弃了对祸福得失等经验世界的执着，取之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世界。“无待”不是征服了一切客观事物，而是将自己与一切事物浑然合一，这是一种体味生命的律动和哲人的智慧。他以哲人的思维对无奈的现实进行了审美改造并超越，实现精神世界的“天游”。
三、集三家思想于一身的生命灵气
苏轼一生历经磨难和挫折，但他在不幸的际遇面前，在人生处世态度上，始终不改其乐。这除了跟他本身的乐观豁达的性格有关外，跟他的思想也有着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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