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神圣的底层叙述
作者：李遇春
诚然，青年红柯从陕西远走新疆十年，他最初的冲动据说是为了感受西部的血性和英雄气，是为了寻求艺术的大美，然而，从他的诸多短篇小说如《阿力麻里》、《鹰影》、《树桩》、《靴子》等来看，首先吸引读者的还是小说中所反映的西部底层生活和底层人生。这篇新作《大漠人家》也是如此。小说中那一家人的生活无疑是贫困的，尤其是爷爷和孙子几乎与现代文明绝缘，他们过着一种蛮荒而粗粝的生活，在日出日落之间种土豆、烧土豆，在荒漠的大地上孤独而坚韧地活着。唯一与现代文明相联系的就是一个“鲜橙多”瓶子了，但就是这仅有的现代文明纽带，也被爷爷用熊爪一样的手把它的尼龙绳子给撕掉了，换成了一根牛皮绳子！这是小说开篇的一个细节，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人活着，关键是要有信仰。信仰是神圣的，有信仰的人充满了神性，正是爷爷的神性使这篇小说的底层叙述显得神圣而庄严了起来。
在当下众多的底层叙述把重点放在展示底层的贫穷与落后、愚昧与闭塞、颓败与荒凉、堕落与沉沦的时候，红柯的底层叙述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的庄严与崇高，看到了底层的血性与伟力，看到了底层的精神亮色。红柯无意于把底层的苦难生活展览给人们看，他要做的是发掘底层的生命力量和精神操守。在这个意义上，红柯的西部小说，包括这篇《大漠人家》充满了寻根文学的意味。“礼失而求诸野”，红柯就是要到野地，到边地，到西部大漠上，也就是到“底层”中去寻找生命的根、文化的根！红柯的底层叙述是一种反向的叙述，他和大多数的底层叙述站在了对立面。红柯不想编织苦难的情节去招徕读者，他沉醉于另一种诗性的叙述中。在《大漠人家》里，红柯着力营造的是一种诗的意境，这是一篇诗化小说，令人想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神圣意象。这篇小说的情节是淡化的，似有若无，作者追求的是诗的氛围和生命的境界。与现代中国小说史上的诗化小说传统不同，红柯的诗化小说是雄强的、壮美的，完全不同于废名的孤寂，沈从文的清幽，汪曾祺的冲淡，他们那都是婉约的，柔美的诗化小说。红柯的诗化小说带有更强烈的西部血性，风格上更接近张承志的诗化小说。
《大漠人家》的底层人生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和文化气韵。那爷孙俩的蛮荒人生充满了生命隐喻和文化象征意蕴。小说里的爷爷就像一个岿然不动的山神，不管儿子和儿媳如何看待他的固执与保守，他兀自坚守着自己的的人生信仰和生活形态，并引导着孙子一同坚守。清晨，一老一少奔向太阳，天地是如此的辽阔，初升的太阳匍匐在沙丘之上，仿佛大地的一扇窗户。迎着朝阳，爷爷挖个坑，点上火，把浑圆鲜活的土豆埋在大地里烧烤，那带着土腥味的芳香冲天而起，弥漫在天地之间。阳光如同一枝枝从远方射来的金箭，扎满了爷爷的前胸后背，爷爷就像传说中的英雄，把大地照亮。劳动，收获，然后与人分享收获的果实，这是爷爷最大的快乐。爷爷用博大无边的胸怀迎接着远方来的陌生人，他把陌生人当作最尊贵的客人，让他们无偿地享受这天地间的盛宴。黄昏，夕阳西下，爷爷固执地认为，那是太阳在给土豆磕头！在爷爷的世界的，所有的道理都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包括他自己，从大地中来，死了也要埋葬在大地里。爷爷有大地朴素雄健的生命力，也有大地深沉博爱的德性之美，爷爷就是大地的化身。爷爷的人格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小孙子，当小孙子情不自禁地跪在大地上的时候，他无声的行动已然就是一个原始的仪式。这既是一个生命的仪式，也是一个文化的仪式，带有宗教般的虔诚和敬畏。不仅仅是孩子和老人，世界上所有的万物生灵都要对大地饱含虔敬，连一向高傲的太阳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也不得不跪拜在大地之上。
小说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当京城来西部支教的大学生用五光十色的光碟炫耀他们心中神圣的北京城的时候，那个大漠人家的小孙子的话，使年轻的老师恍然大悟。是的，“北京好，就是太偏僻了！”置身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世界里，现代人复杂而虚伪的生活无疑是褊狭的，远远没有大漠人家素朴的生活来得神圣！
李遇春，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