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文学教育与文学阅读
作者：徐一周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涉很多方面。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学教育，如何更加重视文学教育，如何认识今天文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等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说，涉及到文学教育怎么设计出实现文学教育功能的制度包括考试、考核等评价机制的问题；从学校、社会的操作层面来说，还涉及到怎样把文学教育落到实处等问题。不过，对于教育对象而言，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文学阅读的问题。
钱理群先生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可以分为听、读与说、写两个大的环节，前者是吸收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后者是输出和表达自己的学习成果的过程。这对文学阅读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是相当到位的，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要解决文学教育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首先就应该从文学阅读开始。
一、文学阅读：经国之大业
曹丕的《典论·论文》有语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直以来多有论者认为过分夸大了文学的功效。其实，在一个社会动荡、民众朝不保夕的艰难时世下，连百姓性命也谈不上有多重要，更遑论文学有多少重要性。这时候，有人振臂一呼，把文章（文学）的重要性提到一个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曹丕无疑希望把社会存在的各种力量给予一个定位，好让它们在社会中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服务，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他为文学做如此高的估价也是很正常的。至于后世文学的功能发生变化，甚至走向“边缘化”，这本与之无关。不能因为后世文学的功能弱化而指责他当时把文学的作用估计得太高了。这是没有道理的。
文学作为“一种经国之大业”，主要是通过文学的阅读最终实现的。在接受美学看来，任何文学阅读作为文学全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创作同等重要的，没有文学阅读，任何“伟大”的作品也只能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姚斯在著名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是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1]因此，从来也没有人敢轻视文学阅读的力量。也许在接受美学出现之前，人们对阅读的作用重视不够，那也是认识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它就不重要。
这种对重视文学阅读的理论，得到不少学者的鼎力支持和不断的阐发。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致死》一书向我们证明了阅读为什么是经国之大业的道理。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如何看电视》、《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
1954年波兹曼还是在读的研究生，遇到了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英文教授麦克卢汉，获得极大的启迪。从“媒介即信息”发展出“媒介即隐喻”的论题，他在麦克卢汉终结的地方开始新的探索历程，并且建树卓著。波兹曼的“媒体即隐喻”试图揭示，媒体具有一种隐蔽的却是强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体的特定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主导文化的特征。而我们正在从以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走向以形象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主导的图像传媒形式将使娱乐支配整个文化的走向。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想告诉我们的是，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在对电视文化做了全面的声讨的同时，对印刷术和纸质阅读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给我们展示了美国早期“阅读兴国”的历史。在1640年到1700年之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89%-95%，在1682年到1685年之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3421册书，这些书是居住在北部殖民地的75000个居民的需求量，如果把这个数字放到现代，就相当于上千万册。[2]所以，他认为，在殖民地美洲，“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中，从而形成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丹尼尔·布尔斯廷这样写道：‘阅读蔚然成风。四处都是阅读的中心，因为压根就没有中心。每个人都能直接了解印刷品的内容，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阅读是这个忙碌、流动、公开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到1772年的时候，雅各布·杜谢已经可以做出这样的评论：‘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人人都在阅读。’”[3]“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4]所以，进入19世纪之后，美国在所有的地区开始形成了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在1825年至1850年之间，收费图书馆的书目翻了三番。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由于国会在1851年降低了邮费，因而几分钱一张的报纸、杂志、星期天学校手册和简装书唾手可得。
作者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之上的演讲术。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所说的，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5]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2005年第六期《读者》有一篇文章《让战争之剑干净入鞘》，作者周彪先生写到：美国南北战争持续四年、付出了60多万士兵的生命，却没有留下那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南方没有成为北方的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也没有被打入另册，遭到歧视，原因关键在于北方的林肯和格兰特并不因为胜利而高兴而是忧心忡忡，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不给战后的美国留下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阴影；与此同时，南方统率罗伯特·李也放弃了游击战选择了投降，避免了民众之间因积累仇恨和报复所带来的分裂。为此，格兰特将军宣布给予南方军官可以佩戴手枪或军剑等待遇，证明他们是放下武器的平民，可以自由的不受追究，不受歧视。这些人不仅没有被捕，坐牢，也没有遭受经济和政治损失。这样的结局使胜利者名垂青史，失败者也令人敬佩。他们悲天悯人、心念苍生的博大胸襟和人格魅力使林肯成为历史上唯一能和华盛顿并肩的伟大总统；格兰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十八任总统。也说明真正的伟大人物，心中只有国家的福祉和民众的利益，而不应该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惟我独尊和高高在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