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张爱玲作品女权意识的苍凉
作者：刘 群
一、审视女性
“五四”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共同表达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她们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制度，却很少有人对女性自身进行审视。一味地同情女性理解女性，不仅掩盖了女性自身的痼疾与心理弱点，也延误了女性真正解放的到来。张爱玲以女性特有的笔触和感性心理，前瞻性地对女性的心理痼疾进行了犀利的扫描，对女性自身存在的性别弱点和灵魂创伤进行了解剖。在女权意识的重建和自审上，她的大胆和独创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超越。
1、审视母爱
在中国文学中，母亲是既经典又永恒的主题。从古代神话对人类母亲——女娲的礼赞到冰心对母爱的热情歌颂，显示出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中，有一种强烈的母亲崇拜倾向。“母亲”这个伟大的称谓，常常是无私、慈爱、奉献、完美的代名词。作为女人中最伟大者的母亲的形象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母亲固然伟大，但一味强调其自我牺牲，是将女性定位于一种“神性”，缺少了生活的现实感，实际上骨子里还是囿于男性话语关于女性的神/妖二元价值体系。所以，建立于自我牺牲上的母爱是一种关于女性的乌托邦式的叙述，一味地给予歌颂不利于女性的自立。张爱玲对此也有同感：“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人，而女性，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明白她本身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1]所以张爱玲从来不赞美母亲。相反，她将笔端深入到母亲隐秘的内心深处，用审视的眼光冷峻地注视着母亲心灵痛苦和精神沦落，透视母亲心灵深处那未被常人觉察的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消解了冰心及同时代许多女作家构建的“母性”神话。
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的母亲形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梁太太、《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楼太太等。现实中的母亲被男权社会彻底异化，处于没有归宿感的愤懑和痛苦中，驻足在一个荒凉的世界：浅薄、无聊、自私、空虚。《十八春》中的顾太太为了一摞钞票，明知女儿身陷魔窟却置之不理，成了蹂躏女儿精神与肉体的恶势力的帮凶。《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目睹女儿流苏受儿子、媳妇的欺负，也不愿意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中，主要人物曹七巧，嫁给了姜家患“骨痨”的二少爷，但始终被姜家瞧不起，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等到婆婆和丈夫去世，她也成了一个恶毒自私的婆婆与母亲，用谎言与鸦片毁掉了儿子和女儿的婚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端变态的、毫无母性可言的女人。
可见，在男权社会中，即使女性有幸获得了经济大权，她们也被异化成为男权的一分子或是帮凶，成为“男权”的代言人。而她们对经济大权的掌握，却是靠牺牲她们的青春，牺牲她们的幸福，牺牲她们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换来的。金钱和权力尽管已经到手，但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荡然无存了。黄金和权力可以改变女性的地位，但可悲的是自己也改变了。母亲温情的面纱被撕碎了，露出了它的青面獠牙。于是，“母亲”也不再是“母亲”了。作为一个“人”，就逃脱不了本质上的自私、虚伪、冷酷、软弱、自卑——这是张爱玲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在此基础上，她对母亲做出了大胆的、极个性化的审视，蕴涵着深刻的女性内省意识。这也使得她的女权意识具有一定的超时代性。
2、审视爱情
对“爱情”的守望与呼唤永远是女性文学的价值情怀，也是女性生命期待的伊甸之光。在传统的文学描写中，将男人比喻成太阳，女人比喻成月亮，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两性关系模式。张爱玲以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对“太阳和月亮”的两性关系模式作出否定性的审美价值判断。她17岁写的《霸王别姬》否定了传统的美人伴英雄或美人甘心为英雄殉情的女性生存价值，以惊世骇俗之笔把“霸王别姬”改写成“姬别霸王”。传统的霸王别姬故事弥漫着强烈的男权气息：身为女人的虞姬和乌骓马一样仅仅是英雄的一个陪衬，充当着男人腰带上漂亮的坠饰和他的伟大事业的殉葬品。“张爱玲笔下的虞姬，首次对自己的生存价值提出了质疑，她意识到了自己对男人的依附，洞悉了这依附后面的空虚，并最终以一个美丽、苍凉的收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张爱玲凭借这么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以女性观点消解了男权话语的中心位置和价值体系。
“与土地对封建宗法制度下农民的生存意义一样，将爱情作为人生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是几千年尚未解放的妇女被羁绊、被束缚的一个象征。”[3]因此，无论是旧派女性还是新派女性，婚姻是她们寻找依靠的唯一手段，也是别无选择的最终归宿。于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女性群体——“为谋生而结婚的女人”。这些“女结婚员”们心甘情愿地充当男性世界的装饰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具有女奴特征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女结婚员”们在婚恋中皆埋葬痴情，丧失浪漫，消灭幻想，冷静地争取一个有所依靠的现实。风花雪月的爱情没有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其间充满了虚伪与丑陋、无奈与苍凉。张爱玲像个煞风景的“女巫”，把人生美好的梦想撕得粉碎，“无情人终成眷属”（如世均和翠芝），“有情人无疾而终”（如世均和曼桢）。《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是个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女性，甚至还大胆地与第一个丈夫离了婚。但在娘家几年的难堪处境，又迫使她回到传统女性生活的老路上来——再找一个丈夫，找一个可以依附的男人。流苏费尽心机，历经挫折，终于赢得范柳原。虽然范柳原曾向流苏谈到“地老天荒一类的话”，并以《诗经》里的“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表示了对“一点真心”的珍惜。但事实上这是一场古老的金钱与色相的交易。对于张爱玲小说的女主角而言，人生的最大目标和理想就是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生存状况！在男权社会，爱情是男人生活中的佐料，却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对爱情和婚姻的过分依赖，使“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4]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女人变成女奴。“五四”后的新女性为了从单一性的爱情中挣扎出来而苦苦求索，但她们最终很难走出历史和时代的阴影。
以男权为中心的外界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固然是女性卑下的生存地位和不幸的生活命运的重要原因，但女性的心理痼疾和主体意识的缺乏，则是女性解放自我的重要障碍。因此，张爱玲反对把女性的一切不幸都推至于男子，“女子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5]她认为女性的群体悲剧，应该从自身找原因，开掘出一条自我拯救之路。张爱玲对女性的自审，与致力于揭示“国民性”弱点的鲁迅先生有着传承关系。可以说，张爱玲延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弱点尤其是女性自身弱点的批判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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