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寻找女人与狗

作者:王 蒙




  “据说在堤岸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带小狗的女人。”
  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时期,你觉得契诃夫的小说是应该也极容易背诵下来的。温柔,忧郁,悄悄地清高一把,没完没了地眯着眼睛叹息。背诵这样的小说是一种享受。四十四岁就死了。但是甚至仅仅通过翻译,也赢得了那么多共鸣和神往,微笑和泪花。你好像看见过契诃夫,你好像听到过他的悲凉和文雅的声音。你无法想象,世界上,尤其是在革命前夜的俄罗斯,有一个这么样柔和,这么样善良,这么样羞怯,这么样天才和极端精致的男人、剧作家——小说家。戏剧与小说的排序,我是根据大美(不是大英)百科全书来写就的。
  “她是一个高身量的女人,生着两道黑眉毛,直率,尊严,庄重,按她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她读过很多书,在信上不写“Ъ”这个硬音符号,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怕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他早已开始背着她跟别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讲起女人几乎总是说坏话。”
  契诃夫有点软弱,他害怕那种个子又高又自命为“有思想”的女人,可能还有男人。一个贩卖自己“有思想”的人,一个动不动给自己与自己的小圈子戴上“思想者”的桂冠的同类,让人觉得矫情,或者嚼强,不知道这两种写法哪种更对。刘绍棠生前提起那些摆着思想家的架势写小说的人简直是深痛恶绝。虽不全面,事出有因。
  已经有许多人写到过雅尔塔契诃夫的故居了。我在2006年11月3日近午参观完马桑德腊酒窖后,来到这个故居,感觉很有些不同。
  马窖的酒可真香,有的还甜。喝法国葡萄酒主要是体验味觉的神奇,靠的是舌面,喝现在属于乌克兰的马桑德腊的酒靠的是鼻孔和舌尖。我早在1952年阅读巴甫连柯的《幸福》的时候,就对这一酒窖迷上了,他写得多么迷人。喝酒也要歌唱苏联,赞美俄罗斯,嘲笑美国人。可悲的是据说巴甫连柯的为人极糟,是一个害人者与告密者。品酒品得微醺,出访走得有点疲劳,天又下着忽大忽小的雨,阴沉沉,脚步也不轻松,毕竟是七十二岁的人,已经比契诃夫多活了二十八年。已经活了契诃夫的寿命的1.63倍。然后想起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青年时代,巴甫连柯,乌克兰,橙色革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车,顺着地面一势下台阶,到了:一切都是第一次,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都如同在梦中回到了青年时代,一切都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更淡漠了也是更留恋了。
  “后来他们商量了很久,讲到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必须躲藏、欺骗、分居两地、很久不能见面的处境。应该怎样做才能从这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呢?
  ‘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呢?’他问,抱住头。‘应该怎样做呢?’”
  其实青年时代读这些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人生感受,没有阅读这种小说的基础。对于选择的困惑,种种的为难,负罪感与无奈感,尤其是这种有一个有思想的大高个妻子,有一群轻浮的女友,又有一个真正爱上了的陌生女人的生活,这怎么可能是王蒙所能理解通透的呢?但是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动,怎样做做呢,怎样做呢?这样的叹息让我无法忘怀。
  如今尝尽“应该怎样做呢”的拷问,我反而觉得离带小狗的女人渐行渐远了。
  契诃夫无论如何是太纤细太敏锐了。他生于1860年,死于1904年,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前一年。他当然没有经受过二月革命与孟什维克参加了的临时政府,没有经历过列宁的十月革命,没有经历过斯大林、卫国战争、两极争霸直到苏联解体。他在雅尔塔的别墅,也没有受到1945年二月三巨头雅尔塔会议的干扰。那个会,安排了战后世界的格局。
  俄罗斯的经历是太严酷了,它本来不可能容得下契诃夫。它可以产生果戈理,它可以产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它可以产生屠格涅夫、普希金,强烈的与理想的浪漫的,却不是淡淡的契诃夫。所以契诃夫就更宝贵。樱桃园和三姊妹就更宝贵,雅尔塔海堤上的带小狗的女人就更宝贵。即使是高大的思想者们,不也有时候需要一点契诃夫式的温存和忧伤吗?
  一些文章很注意描写契诃夫在雅尔塔的故居是白色的。但那天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绿色。这是一幢乡村别墅式的二层小房子,比较简朴,但是有高低不平的园林,大量的树木与花草,包括休闲椅子也是绿色的。绿丛中是清澈的小溪流淌,地势倾钭,水声悦耳,稀里哗啦,昼夜不停。它的说明书与解说词如梦如忆,如旧书如老友,如老照片。高尔基,列维坦,柴可夫斯基的身影都在这哗哗的水声中出现过。墙上挂着的照片里也有托尔斯泰。说是契诃夫早年是非常崇拜托尔斯泰的,后来他去过了萨哈林岛,对于托翁的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日益反感。另有一说是契诃夫讨厌托夫人的傲慢与装腔作势,不知道是不是《带小狗的女人》中男主人公祖罗夫的太太的那种类型。
  契诃夫的房子不算大,但是间量很多。说他在1897年购买此地产时已经发现了肺结核,他策划了房屋的修建,给自己的家人包括母亲、妻子与妹妹等都安排了住房。这种顾家的精神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理解与认同。
  马桑德腊酒窖也是1897年建造起来的。巧合也是一种美。重叠和同步也是一种动人的机缘。
  也许更重要的是别墅的位置,这是雅尔塔呀。出院不远,就是黑海,就是防波堤,就是颜色深黧,波涛汹涌的一片汪洋,而他在“带狗”小说中描写过的海边的售货商亭,仍然无恙,仍然一如当初。
  “只有那种自由而满足的,不管到哪儿去或者不管聊什么都无所谓的人才会这样谈天。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谈到海面多么奇怪地放光,海水现出淡紫的颜色,那么柔和而温暖,在月光下,水面上荡漾着几条金黄色的长带。他们谈到炎热的白昼过去以后天气多么闷热……他从她口中知道她是在彼得堡长大的……她在雅尔塔还要住上一个月,至于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工作,在省政府呢,还是在本省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她却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古罗夫还打听清楚她名叫安娜·谢尔盖耶芙娜。”
  海水依然,日光月光、阴晴寒暑依然。雅尔塔依然。克里米亚依然。就像带狗的女人说不清丈夫的工作单位一样,我也没有记得太清楚,大约是故居属于雅尔塔雅尔塔属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此共和国属于乌克兰。只有契诃夫故居还是契诃夫故居,甚至二战中德军占领期间,它也没有受到过破坏。
  说是岸边有一个铜像,是带小狗的女人安娜与她的男友祖罗夫。我好几次都错过了寻访铜像的机会,与铜像失之交臂。最后还是在政协秘书长郑万通先生的怂恿下,冒着雨,打着伞,溅了一身水滴,且行且找,找到了安娜、祖罗夫与小狗。可惜铜像的环境没有得到保护,照出照片来也没了契诃夫的气氛。
  我曾经在旅馆房间的窗口处长时间外眺,我多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带小狗的女人啊。带狗的女人终于出现了。但不是小狗,是硕大凶猛之狗。女人也早失风情。在最最醉迷于契诃夫的年代,我的生活翻了一个个儿,再没有为契诃夫留下余地。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总算回到了女人与小狗的身边。总算回溯了一下往事,重新读了一回《带小狗的女人》,一时间感动如初。然后说再见,上车,去距离不近的克里米亚首府辛菲托波尔机场,回国。
  (选自《上海文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