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浅论古典诗歌中的比兴

作者:高欣荣




  中国古典诗歌以“意象”为核心,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情与景的统一、心与物的融合过程是构成意象的过程。通过外物引起主体情绪的变化,托物言志、感物兴情,寓主观之情于客观物象之中,生成审美意象,这是一种感物的意象思维方式。因此,心与物的关系,是古典诗歌的基本关系。陆机的《文赋》所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钟嵘的《诗品》中所讲的,“气之动人,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都强调了客观事物对主体情感的触发作用。
  中国传统的感物思维方式,主要借助“比兴”,通过比兴起情,触发主体的感性直觉。比兴思维是“受某一类事物的启发或借助某类事物,综合运用联想、想象、象征、隐喻等手法,表现另一类事物、展现其审美内涵的思维方式。”比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思维方式,体现了古典诗歌在情感表达、意象选取、联想习惯和理性思辩等方面的特征。古典诗歌的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以比兴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感受、理解诗歌,可以为学生提供宽阔的思维领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对古典诗歌的兴趣。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比兴的作用。
  一、渲染气氛,奠定诗歌的基调,增强情绪表达。所谓“兴者,起也”,“触物以起情”,比兴的触发作用胜过了直白的抒情和贫乏的说理,使心与物的联想更融洽。作者“即目所见”,从客观事物中受到触发,获得创作灵感,由“触物”到“起情”。《诗经》中就有大量运用比兴的例子,《关雎》可称为比兴的典范。“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引领全诗,奠定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以成双成对的雎鸠鸣叫,隐喻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暗示了诗歌所表现的主旨是对美满爱情的赞颂。由关雎启发,与关雎的活动产生了类比,“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想象的延展,奠定了诗歌温情的基调,构筑了优美的画面。《氓》借助桑的变化,暗示女子处境、地位的变化。“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女子年轻时,美丽大方,有如鲜嫩光泽的桑叶,让人心动;容颜老去的女子,风采不再,也得不到男子的宠爱。两种境况的鲜明对比,既烘托了女子年岁的变化,也暗示了男子行品的变化。弃妇的形象有了具体的写照,她心中郁积的情感也得到了宣泄。
  需要指出的是,诗歌中的起兴来自主体对外物的直接感受,以诗歌的整体情感基调出发,起兴之物并不一定是诗歌描述的核心对象,而常常是诗歌情感的过渡和烘托。比兴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想象、象征、隐喻等手法的综合运用。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以汴水、泗水触发相思之情,以水流的悠悠比喻情思的悠悠。“吴山点点愁”是隐喻,借吴山来隐喻人的忧愁。隐喻使诗歌的情感更深邃,使比兴思维的发挥空间更广阔。
  二、情感具体化,以物作为情的载体,使抽象的情感更具体、鲜明。中国传统的思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物我不分,强调人与物的融合状态。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表明人的心灵世界与外在物象之间的相互感应。寓情于物,感物兴情,是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的交融。中国诗学以“意象”为核心,让客观物象在主体意志的塑造下,表达更丰富的意蕴。意象是“意”和“象”的结合,主观之意是抽象的,需要以客观物象为载体;客观物象的生命力是有限的,需要主体情感的熔铸。意象凝聚了诗人对自然的讴歌、对人生的体验和对生命的感悟。在有形的情况下,诗歌的情感更容易表达。由于“比”“兴”在表达上的相似作用,诗歌批评理论中,比兴经常连用。比除了烘托、过渡的作用之外,还有比喻之意。比能够缩短事物间的距离,增强事物间的联系。古典诗歌借助比喻表情达意,比喻的本体和喻体距离较小,符合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既使抽象的情感具体化,又不让诗歌流于生涩。
  《硕鼠》就以“硕鼠”比喻统治阶级,硕鼠的肥大和贪婪与统治阶级有相似之处。比喻的生动形象升华了讽刺的主题。中国传统诗歌的比喻以贴切为主,刘勰把比喻的策略总结为“切至”,他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切至指的是符合读者习惯性的思维逻辑,在读者的感知能力和想象力之内。“芳草”“佳人”是我国传统的意象,诗人常借助芳草、佳人自喻,表达自身的高洁。曹植的《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用桃李比喻佳人的美貌。“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陶潜《杂诗》),把人生与尘土联系起来,用尘土的飘浮表达人生的缥缈,前途的渺茫。“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刘禹锡《竹枝词》),诗句用了两个比喻,用红花容易衰退比喻男子对爱情的不专一;用涓涓细流比喻无尽的愁绪。河水无限,愁绪没有尽头,容颜易老,但男子的心难以留住。用水比喻愁的诗句还有很多,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比喻是一种特殊的言语手段,能充分表现诗人的主观意志。比喻体现的心物交融,是诗歌稳定的载体,也凝合了诗歌深刻的内涵。
  三、在审美效果上,体现出含蓄美。含蓄美的特征与中国诗歌的意象传统、思维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诗歌重意象,以意象为媒介表情达意,将主观之意寄托于客观之象,避免了感情的直露,增添了诗歌的审美内涵。情与景的交融,使诗歌境随意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谷之音,相中之月,水中之色,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古典诗歌的“味外之旨”,“言外之意”,是诗歌含蓄美的体现。比兴在诗歌中发挥作用,也需要借助客观物象,无论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兴”,还是“以彼物比此物”的“比”,都离不开“物”。比兴扩大了情与物的距离,丰富了诗歌的想象空间,使诗歌凝练、精深。
  含蓄美是古典诗歌审美的一种特殊境界,含蓄而不晦涩,幽深而不玄奥,意随象生,境随景生,含不尽之意在言外。比兴使诗歌变得幽深,有余味。例如:李商隐的《柳》,“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学蝉。”诗人用柳寄寓人生感慨,曾在明媚的春天随风起舞,而今映带斜阳暮蝉的秋柳身上。诗人曾经的春风得意与当前的憔悴困顿形成对比,突出了诗人的悲苦。
  古典诗歌中的比兴多数情况下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和“兴”都是借助意象抒情,将抽象的感情具体化,使意象有丰富的立体感。在立体的观照下,境由象生,意境中有形的、可感触性的部分,又激发了对想象中“间接形象”的思考。比兴的运用犹如情感、思维诱发机制,逐渐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形成一种“象外之旨”。李商隐的《天涯》,“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诗歌全用喻体,构思新奇。由莺的啼呜联想到啼哭,听觉的“啼”转化为视觉的“泪”,视觉的“泪”又转化为触觉的“湿”。在比喻中委婉地表达绝望的情感。啼哭和泪,将彷徨无路的悲哀、前程迷茫的痛楚,形象地刻画了出来。草木本无情,是何等的不幸让花草泣下,无言之情在形象的刻画中流溢。比喻的运用有很强的主体性,审美主体的主观意识在意象的选取、情感的表达上起着重要作用。主体的情感以具体的物象为依托,在实中生发出“虚”。李清照的《武陵春》中,“闻道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猛舟,载不动,许多愁!”诗人运用从视觉到触觉的通感,让人觉得愁情沉重,“载不动的愁”是无形象的抽象,“舴猛舟”是诗人主观之意的外化,怎奈愁情之重!抽象的思维、情感在比兴的作用下变得更为微妙,主观之意作用于客观之物,赋予物拟人的特征,在形实情虚、情近旨远的融合中形成阔大的想象空间。
  欲言又止,含而不露,似隐实显,激发读者顺着意象探寻,体味其中的韵味。古典诗歌的魅力在于含蓄精深,在有限的言中蕴藏无尽的意。比兴借助之物,就是情感的线索,由象生意,由意到境。
  高欣荣,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