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文学的互文性和无事乱翻书
作者：孙文宪
从小就养成了无事乱翻书的阅读习惯，至今没变。只是随着读书经验的积累和人生阅历的增长，现在的“乱翻书”比起当年要进步了许多。少年时代乱翻书往往出于好奇，觉得有趣的书都想看看，而激起好奇心的原因更是五花八门：有时候是因为书的封面、装帧或插图，有时候是因为书名、作者名、甚至书中某个人物的名字，在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道听途说，“久仰”其名让我有了想把某本书找来翻翻的欲望。到了文革时代，能读什么书几乎完全取决于机遇；记得在农村当知情的时候，一本不知道怎么到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三卷，因为没人跟我抢，也让我来来回回地翻了几遍……总之，那个时候的“乱翻书”是“乱”在盲目性上，属于不怎么挑剔也没有挑剔标准的乱七八糟的“乱”。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书都看的虎头蛇尾，甚至半途而废。成人以后的“乱翻书”少了盲目性却多了随意性，“乱”在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上，看书既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也不受所学专业的限制，要看哪本书完全取决于兴趣和心态，常常是跟着感觉走，只想在没有负担的阅读中放松一下心情，不期而遇的收获也因此成了乱翻书的最大乐趣。
在乱翻书的过程中我还发现，喜欢读书的人好像都有这个毛病。比如，美国人汤姆·拉伯在《嗜书瘾君子》里说，有次他在逛了一天书店之后，买了这么一些书：《豆腐大百科》、《如果河里淌着酒》、《比力·巴德》、《一万四千件开心事儿》、《人生该明白的事，幼稚园早就全教过》、《蚂蚁全书》和一本“德土字典”。抱着书回到家里，拉伯说，“我坐在地板上，宛如脱胎换骨，把书一本一本拿起来左看右瞧，然后一边吃吃地笑”。光看书名和他的这副痴迷的“傻样”，就知道这位肯定是一个喜欢乱翻书的主儿。
作家老舍曾写过一篇关于读书的“自述”，头三条说的也和乱翻书有关。他说，“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到什么，遇到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兴趣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我都记住，还要书干吗？”“第三，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激不尽。”
到底是深谙此道的行家里手，老舍确实说出了乱翻书的好处和乐趣：由于“无事乱翻书”是一种“无主题”的随意阅读，你常常会被感兴趣的书带进一个并非刻意追求的知识领域，这不仅让人开阔了眼界，有时候还能把人带出习惯性的思路，换个角度看问题，说不定还会蹦出一些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想法。这方面最有趣的例子，大概就是福柯写作《词与物》的事儿了。
福柯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被誉为“一部关于新思想的伟大作品”。可是谁能想到，激发福柯写作这部巨著的灵感，包括这本书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竟然是他在一次乱翻书时，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启发的结果。关于这件事儿，福柯自己在《词与物》的“前言”里是这么说的：“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个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本书诞生于阅读这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所熟悉的东西……”
让福柯发笑的起因，是他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偶然看到了一段描述“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对动物分类的文字，内容如下：“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就是这段近似胡言乱语的文字，成了福柯思想的发祥地。
博尔赫斯所说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大概是指中国古代的“类书”，不过即使类书也没有这么划分动物的，这段文字显然出自博尔赫斯的想象，属于文学的虚构。可是对于福柯来说，这个令人惊奇、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分类却让他在大笑中想到了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人不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为什么西方人会对博尔赫斯描述的这个“动物分类”感到不可思议？这个追问使福柯意识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事物的分类，其实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而人们怎么去划分事物的类别，则要受一定的文化和知识的规范，西方人是因为“自己的思想的限度”才会对这个“动物分类”感到莫明其妙。对于“知识限度”的发现让福柯的思考沉入了更深层次的思想领域，他指出，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的秩序，其实并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关系，而是人按照自己的知识划分和建构起来的，事物的秩序是人在某种思想和文化的作用下，人为地把“词”与“物”结成一体的结果。福柯由此注意到现代理性知识的局限性，这使他意识到，由于受理性知识的局限，人实质上只能是一个有限的主体。这个思想颠覆了现代西方人文学科所建构的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神话，开启了后现代哲学反思现代性的思路。
福柯从博尔赫斯一段文字中得到的启发，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乱翻书的意外收获，但是仔细想想，又觉得也不尽然。因为用互文性理论来解释，可以说许多突发的奇想往往来自乱翻书对互文关系的发现，这说明思路的转变与乱翻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关联。
互文性（Intertexuality，又译为“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种文本理论，说的是在文学和文学活动中普遍存在、却又常常被人们忽视了的一种现象，即任何一个文本实际上都和别的文本有着某种关联，每一个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理论通过互文现象的普遍存在力图说明，作品的产生和作品的意义并不完全来自作者自己的创造，它还和别的作品和别的作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我们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大概都会惊叹这首在文字上极其精致、简洁的小令，蕴涵的意味竟然如此丰满。你看，小令的前三句就凭着十八个字，九个名词，在省略了动词和一切表示语法关系的词语的情况下，就展现出一个有着丰厚意味的秋景画面，把一个在深秋季节还飘泊在外的孤独旅人的悲凉感受，表现得那么深切感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马致远个人的艺术功力当然不可忽略，但是，如果作更细致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简洁的文字所以能够表现出远远超出其本身意指的深长韵味，其实和其他文本有关，《秋思》的意境是借助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造成的，其中蕴涵的意味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马致远对别的诗歌和诗人的“借贷”。我的意思是说，“枯藤”、“昏鸦”、“小桥”、“流水”这类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已被众多的诗人描述和渲染过，它们在进入马致远的小令之前，已被其他诗词赋予了丰富的寓意和情调——“枯藤”、“老树”不仅仅是植物的名称，它们还和“苍凉”、“荒芜”的氛围相关；“昏鸦”、“瘦马”也并非仅指动物，同时还含有“凄苦”、“孤独”的意味；“小桥流水人家”也不是日常生活场景的白描，其中还有“温馨”、“安逸”和“亲情”的蕴含……总之，这些语汇因为经过无数诗篇和无数诗人的营造，已经成了寓意丰富的审美意象，人们一看见它们就会产生丰富的联想，与之相关的情景和感受油然而生。马致远正是依赖互文关系赋予的这些寓意和韵味，才有可能仅用名词的排列组合，就把飘泊在外的孤独旅人的情思表现得如此深厚，如此感人。从这个角度看，《天净沙·秋思》的魅力与其说是来自于对秋思意象的原创，还不如说是来自诗人对古典诗歌中最富于表现秋思的意象的选择和提炼，这正应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那句名言：“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