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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词的传统医药文化元素浅析
作者：冯 春
以《全唐诗》、《全唐诗逸》、《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宋诗纪事》等五部唐宋诗词文献做研究的主要参考蓝本，涉及到传统医药文化的诗词多达1351首，涉及到的代表性作家达256人。以药入诗在那段文学史上是文人相互酬和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方式。本文就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一文化现象。
一、普遍遵从道家或佛教思想，推崇顺应自然无为的理念。
从王维的诗章中也可看出，他与道人、炼士来往密切，这对他清修静养的养生观很有影响，“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像之作应制》），“悲哉世上人，甘此膻腥食”（《赠李颀》），就强调了养生要淡泊无为，道法自然和素食薄味。他宦居荆州时作的《林园即事寄舍弟紞》记叙了地方病，“地多齐后贵，人带荆州瘿”。
韦应物，他是中唐著名诗人，存诗663首，其中涉医诗13首，且诗中多为学仙慕道、长生久视者。《马明生遇神女歌》、《学仙二首》讲了三个学道成仙的故事，用以说明欲成正果，必须牢记“精坚”二字真言。
王建主张静处幽居，“自扫一间房，唯铺独卧床。野羹溪菜滑，山低水苔香。陈药初和白，新经未入黄。近来心力少，休读养生方。”（《原上新居》之六）把居处的清幽，看得比“养生方”还重要；《题金家竹溪》、《题江寺兼求药子》诗中也有所及。同时，注重恬淡无欲，在《寄杜侍御》诗中说，只要心境虚无恬淡，即可达到摄养目的，“何须服药觅升天”。
“贵柔”和“道法自然”是老庄养生内容的一个关键（可参看有关部门），李白也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认为养生应顺应自然，“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进藏”（《大鹏赋》）；否则就惹祸遭害，“直木忌先伐，芳兰哀自焚”（《古风》其三十七）。用直木先伐、芳兰易焚的道理来比喻处事勿逞强争胜，还是以“柔”为贵。
白居易在《病中诗十五首序》中说：“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可见他的修身养生思想，熏染上的道家色彩颇浓。他在《偶吟》（其一）诗中就说：“静念道经深闭目，闲迎禅客小低头。”“道经”对他的吸引力确实很大：“药炉有火丹应伏，云確无人水自舂，欲问参同契中事，更期何日得从容？”《寻郭道士不遇》这是记述自己访郭道士请教炼丹的。另外，他与道士们唱和之作也不少，内容都有是有关烧炼之事。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和庄子都非常注重“道”，目之为万物之本源、养生之哲理。他对此有所绍承，认为“以道治心气，经岁得晏然”（《雨夜有念》）。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中甚至这样说：“定知身是患，当用道为医。”就可见他对“道”的重视程度了。
二、重视传统医学的“真元”养生理论。
“阴阳为疱，造化为宰，餐元气，酒太和……”（《明堂赋》）和“造化合元符，交媾腾精魄”（《草创大还赠柳官迪》）。指出自然界“造化”万物，是靠了“元气”；人也是天地间万物之一，当然不会例外。他在《日出入行》中说道：“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对传统的日出日落说法给予了否认，指出日的运行是“气”的作用；并以此推论到人，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元气”，元气的有无就决定着生命的存亡，这一点与老庄创立的道家思想也是一致的。
白居易首重淡泊无欲。“淡然方寸内，唯拟学方舟”（《秋寒》）；“郑君得自然，虚白生心胸”（《题赠郑秘书徵君石沟溪隐居》）；“外物不可必，中怀须自空”（《闻瘐七左降因咏所怀》）；“谢绝名利，洞身静修”（《宿简寂观》）。这些都强调了远红尘无欲望的重要性。
陆游认为元气是人身的根本，所以他对此十分重视。“但知元气为根本”（《小疾偶书》），“养生孰为本？元气不可亏。秋毫失固守，金丹亦奚为？所以古达人，一意坚自持。魔鬼虽百万，敢犯堂堂师”（《杂志》）。只要元气得保，则疾发无由。否则，“卫养元无术，衰残只自悲”。“吾身本无患，卫养在得宜。一毫不加谨，百疾所由滋”（《铭座》）。这时，再服什么“金丹”妙药也不起作用了。
三、注重道家的精神修炼和传统医学的“清心静养”的养生理论。
道教通过对世界的生成、社会的发展、人与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等的观察，形成了“清净无为”、“离境坐忘”的精神修炼观。“我家仙公爱清真……欲卧鸣皋绝世尘，鸣皋微茫在何处？五崖峡水横樵路”（《鸣皋歌奉饯从翁请归五崖山居》）
《宋诗纪事》中的养生内容较为丰富，其中主张淡泊名利，“陶情在庶物，养性归琴觞”（章翊《静观堂》）；“老觉无心胜摄生”（李昭杞句）；“须知养病不如闲”（吕希哲《绝句》），淡泊名利，适当做些体力劳动，寄情琴酒，达到“只此消尘虑”的目的。
陆游在养生方面主张“放翁胸次谁能测？万里秋毫未足宽。”（《小市》）“天亦命放翁，用此以养生。抑过补不足，辅相其适平。千岁汝自有，不必师广成。”（《养生》）陆游的心胸是相当开阔的，故以“放翁”为号，可见此事寓意内涵之广。
四、效仿和继承汉魏六朝时期的“服食”习气。
所谓“服食”，并非选择食物治疗疾病，而是指通过内服药物，以求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动物、植物、矿物中，都有被选中的长生不老药，然而在服食家看来，作用最强、效果最可靠的长生药则是自然金石和人工炼制的“金丹大药”，因而尤其重视服石和炼丹。
而这种服食养生的风气在汉魏六朝最为兴盛，从传统医药学的角度看待这一时期的服食文化，我们发现就本草药物的选取多倾向于有毒矿物类为主，汉魏六朝时期，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的“紫石寒石散方”开始临床试验，到正始名士何晏带头服食，在文人士族中风靡一时，吃死了很多人，直到唐代孙思邈才认识到“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魏晋道德观的转变，也是服散之风盛行的重要条件。曹魏正始年间，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察和批判过去的一切，“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王弼的“祟本息末论”，强调扶植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明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可因“散发”违命，也可以饮酒居丧。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犯道德规范而受到指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古诗十九首》十三所言：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唐宋文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诗词的创作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方面也一脉相承：
张籍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服食之说，他基本上是持赞同态度，“仙人劝我食，令我头青面如雪”（《寄菖蒲》）。在《学仙》、《不食仙姑山房》、《和卢常侍寄华山郑隐者》、《赠王秘书》、《招周处士》、《寄王侍御》等诗中，都触及此题。张籍《卧疾》诗里写道：“身病多思虑，亦读神农经……服药察耳目，渐如醉者醒。”这里的服药后病人先醉后醒的反应，可能就是所谓的“眩瞑”；多病知医，即作者将《神农本草经》置放案头翻读的原因了。
李白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中描写了炼大还丹的情形，他炼丹服食，十分认真，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多次在诗中提到炼丹的事，“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直到他流放夜郎的途中，还写到“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念念不忘秋蒲这个炼丹的好地方。
晚年的陆游从事过丹药的炼制。“药鼎荧荧卧掩扉”（《秋思》），“金鼎养丹暾海日”（《待青城道人不至》），“淘丹云涧冷，采药乳穴幽”（《自咏》），写的都是炼制丹药的经过。综观这方面的内容，多受魏晋服食之风的影响，夹杂一些颓废的思想，这是朝代的局限所致。炼丹是制药化学的先驱，其中的科学成分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以炼丹服食来达到长生不老的做法就不足取了。
冯春，男，湖北中医学院社科部医古文教研室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中医古籍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