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余华《兄弟》的尴尬窄门
作者：阮 征
著名作家阎连科在最近一篇谈长篇小说创作的文章中指出：“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我所遇到的最尴尬无奈的写作境况之一是，面对现实时对把握现实无能为力的尴尬。”[1]虽然，阎连科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指出“尴尬”只是自己在小说创作时遇到的困惑，与别人的创作无关。但是，纵观整个文坛在世纪之初时的长篇小说，不难发现，这种“尴尬”不只是个别作家在个别创作中的现象，还反映为整个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混乱”。这种“混乱”是大部分作家在面对历史时的“恐惧感”，是书写历史时缺乏驾驭能力的无奈“重复”。
世纪末的长篇小说，“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2]导致了它不再是作家在参透了那些由苦难生活和个人性格缺陷引起的人生悲剧后而呕心沥血写出的大作品了。和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相比，它所蕴含的商业因素过于浓烈，却少了丰富深厚的内涵。就拿余华的新作《兄弟》来说，这部号称是“望不到尽头的小说”、“一个世纪的叙述”[3]的长篇巨制，却远不如他在九十年代的小说《活着》那样真切、厚重、摄人心魄。
一、“悲悯心”的不在场
单看《兄弟》这部小说的题目，相信任何一个不具备专业文学知识的读者都会觉得小说主要的笔墨应该放在“兄弟”二人之间的对立冲突、相辅相成上。然而余华的写法却让人感到些许的失望。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兄弟，从一开始就被放置在了一个怪诞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在这个怪诞的模式中，宋钢显得极其虚弱无力，他是典型的受压抑者，压抑他的不仅仅是冥冥之中的命运，还有整个浮躁的时代和社会，甚至还有他那个即使“天翻地覆慷而慨了”，即使“生离死别”了还是兄弟的“兄弟”——李光头。与其说宋钢是李光头的影子，不如说宋钢是和李光头对立而生的“异质”。当他们的父母结合，他们成为兄弟的那一霎那，仿佛就注定了宋钢陷入了无望的生存境遇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兄弟二人命运的抒写中，尽管令人读起来是笑中有泪，泪中也暗含着些许温情，但余华对这对兄弟，乃至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始终缺乏一种深刻的悲悯之心。
要特别说明的是，究竟什么是“悲悯心”？悲悯心不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的姿态”，也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高喊着：我要晕过去”，更不是“回避罪恶和肮脏”，而是“那些正视人类之恶，认识自我之丑，描写人类不可克服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具有“拷问灵魂”深度和力度的“大悲悯”。[4]
在这个意义上，余华在他长达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中，都是一如既往的具有“悲悯心”的。他在《活着》中写了具体的实在的苦难，以及主人公福贵在现实境遇中的生存重负和对苦难的承受能力。福贵始终生存在“边缘”上，“既是社会历史状态下的边缘，也是生死无常的边缘”。[5]余华并没有抛弃福贵这个“边缘儿”，而是在他的苦难生活中注入些许温情，死亡因此变得不再神秘和阴郁了，反而充盈着一种澄澈的悲悯。生命尽管依旧无常，但生者并不感到沮丧，更加执着的存活下去。到了《兄弟》，余华显然脱离了上述写作的轨道，他过分地醉心于自己故事的抒写和技巧的运用中，陷入了一种创作的迷狂亢奋的状态，而忘记了人物所承担的与他们自身命运并不相符的沉重苦难。
余华写宋钢的失误在于，他没有为宋钢的人生悲剧披上命运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将宋钢设置成李光头的荒诞的对立面，一开始就充当了操纵宋钢命运的主宰。宋钢卑微的死去，在作者笔下只是李光头骄纵地活着图景中一个悲凉的点缀。所以将宋钢推向非正常死亡的不是无常的命运，也不是那个压抑惨烈的时代，而是余华自己！余华以往的小说大都是以命运的无常性和神秘性来展现现实的荒诞，但是在《兄弟》中，当作者像上帝一样可以预知作品中人物的死亡，而不是靠写作的内在动力不自觉地推进人物的毁灭时，这个人物也就失去了他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小说文本中本应该蕴涵的深刻的荒诞性也就被彻底解构了。
再来看李光头，他在兄弟怪诞的二元对立中，是属于一直占据上风的一元。从小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性欲，使他可以像杂草一样，总是绝境逢生。但他的存在依然离不开宋钢这一元的弱势力量。当宋钢死去以后，自己的对立面消失，他的精神世界仿佛顷刻间坍塌了，性功能的丧失正是他生命力减弱的证明，他完全陷入了灵魂上的虚空状态，到处寻找自救的手段，最后他妄图诉诸于外太空，也许只有在茫茫宇宙中才能获得在心灵上的片刻慰藉。余华对这个人物的偏爱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他说：“李光头是一个混世魔王。我喜欢这个人物，喜欢他的丰富和复杂，这个人物和我们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就是我们时代的产物。”但同时他也不放过李光头，他让李光头承载了权利意志给中国民众投放的巨大包袱，前半生，他几乎被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力意志所凌辱；而后半生，他却成功地控制了各种权力意志。在整个时代、社会急剧变革的大潮中，余华把李光头这个小人物无情地推到历史的前沿，让他站出来承担社会历史和人性的裂变，我们难道还能说余华此时是怀着悲悯之心关怀着他的吗？我们更愿相信的是，此时的余华是怀着极度张扬亢奋的心理，在着力抒写一场华丽铺张的“怪诞命运”的人体盛宴，引来众多食客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一直以来渴望的精神世界的自我扩张。
二、希望的出路在何处
将一部完整的作品分为上下两部出版是有一定原因的，暂且不讨论上海文艺是否是在故意使用出版商惯用的伎俩，靠上部来为下部的热卖制造噱头。但就余华自己对上下两部内容上的概括来看：他称上部是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下部是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这种分期方式显然使上下两部之间形成一种对照，由此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不同时代的众生百态的对照应该只是作品呈现给我们的一个表象，那隐藏于两个文本结构深处的联系到底是什么呢？是荒唐岁月里兄弟之间那种无法割裂的亲情，还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个人在强大的历史面前所展现的存在的无序性，又或是余华本人对于苦难、命运、人性的进一步阐释？（这里的“进一步”是相对于他之前的创作《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作品来说的）。
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余华之前“角度叙述”的作品来说，余华此次对于“全景式”、“史诗式”的小说风貌的追求是失败的。“他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深刻性和复杂性，更没有在精神层面提出更加升华的救赎方向。”[6]如果说以往的余华通过“卖血”的许三观来告诉人们应当反抗苦难，通过“最后仍然活着”的福贵启发人们应该承担命运，[7]那么在《兄弟》中，余华丧失了这种为人们指出出路的能力。他通过叙述历史将人们的胸膛撕裂，打碎人们仅存的那点梦想图式，却不给人们指出希望的出路，他这种严重缺乏悲悯之心的写作沦为了纯粹的叙述，甚至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诚然，文学不一定要为问题找出出路，“指出出路”也可以说是我们对于作家的苛求，但是对于像余华这样的当代一流作家来说，这种苛求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有益于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发展的。
套用余华自己在《兄弟》的后记中所说的一句话：“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7]但余华这次是被自己的话迷惑了，他走入的不是相对于宽阔大门的那个独具匠心的窄门，而是他在宽阔大门的两侧绞尽脑汁挖掘的鸡脚旮旯。从这个鸡脚旮旯走入的余华，不仅远远地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窄门，甚至连为他所不屑的宽阔大门的真实本质都没有参透，而是走进了一个十足“尴尬”的“窄门”。
参考文献：
[1]阎连科：《长篇小说创作的几种尴尬》，《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1期。
[2][4]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1期。
[3][8]余华：《兄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5]徐红妍：《实在的苦难与边缘的生存》，《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3期。
[6]葛红兵等：《〈兄弟〉的意义与汉语写作的困境》，《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7]王达敏：《民间中国的命运叙事——论余华小说的命运主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5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阮征，安徽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