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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仁”学对后世文化及文论的影响
作者：范司永
一、“仁”学的内涵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者(《雍也》)，或者说能行王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阳货》),或者说“爱人”就是“仁”。(《颜渊》)究竟“仁”之内涵是什么？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的一段话可以知道“仁”的真谛。《论语》里“仁”篇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为何把“忠恕”二字作为一以贯之的思想？郭沫若先生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但他自己不曾说出所谓‘一’究竟是什么。曾子给他解释为‘忠恕’，是不是孔子本意，无从判断。但照比较一些可信的言论来看，所谓‘一’就是‘仁’了，不过把‘忠恕’作为‘仁’的内涵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到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说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
孔子自己曾给“忠恕”下过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里说，自己所不愿意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也就是说，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恕”也包含着“宽恕”、“容人”之意。后来的《大学》和《中庸》，对孔子的宽恕之道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发挥。《中庸》的“诚明”之道也就是“忠”之道；《大学》的“洁矩之道”也就是“恕”道。然而孔子的“仁”并不是他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圣”的目标是：“博施于人而能济众”(《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孔子认为这不仅是“仁人”，而简直是“圣人”，因而孔子从不轻易以此许人。
先秦诸子讲求“内圣外王之道”，内在的修养就能达到“以心所欲，不逾矩”。外在的方面就能达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济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如此能达到孔子伦理思想最高目标——“仁”与“圣”的境界。
孔子的“忠恕”思想，作为道德规范构成了“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观念的升华，同时作为对人们行为施以控制的手段，即为仁之方，则成为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培植高尚情操的有效手段。在现在社会，“忠恕”精神的培养和“忠恕”行为的运作，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正是从仁者“爱人”出发，孔子提出了“博施于人而能济众”的主张，即提倡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安民，以便于统治者从道德力量对劳动者实行精神上的统治，并依据一定的道德规则和规范来调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忠恕”不仅是“仁”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为仁之方而推行的仁德的方法。
二、“仁”学对文化的影响
孔子的“德治”，“仁政”的政治观点具有现实意义。“政者正也。子章以正，熟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更需要率先遵纪守法，我们党提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主张，无不源于“天下为公”，“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
孔子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有利于建设一个和谐、宁静、安详的社会——“大国社会”。他说“道之以政，养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我们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用稳定压倒一切。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我们国家在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中美关系问题”，特别是近期的“中日关系问题”，都理性的化干戈为玉帛，以和为贵，只有一个目的：建设一个稳定，昌盛，和谐的中国。孔子主张施用道德教化建立一个“大国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
三、“仁”学对后世文论的影响
孔子建立在“仁”学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儒家学说则体现出“以文教化”之文化内涵，同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的文德观，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宏深的器识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前提。孔子的“用诗”论经过嬗变而形成的文学观,包括鉴赏观，对后世文学创作与鉴赏，以及中国的民族审美心理，思维方式，思想性格等影响深远。孔子在《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话中的“以”和“事”即明示着系言诗的作用。诗要产生作用，必然要通过受众来实现，诗歌的创作用比兴的方法创造出生动感人而又包含某种普遍性道理的艺术形象，使读者兴奋激动，又从诗中受到影响和教育。
孔子对解诗的文论“比德”说具有巨大影响。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雍也》)从山水各具的形态上，找到了人主体意识的相似点，并山水视为主体意识的外化形态。孔子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将客体比作人之主观之德。儒家从政治，伦理出发，把思维导向社会的治理，人格的培养，外物成为内物的参照系，后世解诗而求寄托，其源盖出于此。近代吴瞿安说：“所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
“诗可以怨”是孔子思想文论的一个主要命题，他不仅是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总结，而且以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判社会的文化传统，从而揭示出文学社会作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规律。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到刘勰的“蚌病成珠”，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从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几千年的中国文论史无不受到孔子这一文论思想的深刻影响。
孔子的文学思想强调：文学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完美的统一，即“尽善”、“尽美”。《雍也》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君子人格的内在品质―文学作品的内容重在“仁”、“德”，“质”指君子人格的外在仪表。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巧在“文采”。子曰：“绘事后素”，“辞达而已矣”。文学创作后有好的内容，然后强调言辞。即使内容和形式“尽善”，“尽美”。《周易》中“言有物”，“言有序”说，《左传》中“三不朽”说，孔子的文质并重思想，正是其道德观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孔子的文学思想对文学批评的标准尺度提出了“思无邪”说。孔子在评《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思无邪”，即“归于正”，指诗的内容符合孔子“仁”学要求。即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再者，诗的情感艺术表达符合“中和”之美。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标准，即好的文学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应该适度，有节制。无不过之而不及。汉代班固《离骚序》引刘安《离骚传序》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我们可从中领略“中和”之美。
由此可见，孔子的“仁”学伦理思想对后世文学、文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建中编《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
3.唐满先译注《论语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4.李愚编注《孔子论人生》，新华出版社，2003年。
5.何新《孔子论人生》，时事出版社，2003年。
6.钟肇鹏著《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范司永，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