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形式浅论
作者：侯永超
其实，早在家塾读书期间，郭沫若就已经能写出合乎格律的旧体诗。到“五四”时，应彻底打破一切旧传统的时代精神，他终止并否定了旧体诗词的创作。抗战前后，他又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郭沫若说：“近来前方将士多有作旧诗的倾向。……旧诗和文言文真正要做到通人的地步，是很难的事。作为雅致的消遣是可以的，但要作为正规的创作是已经过时了。”[4]郭沫若清醒地意识到旧体诗在现实时代环境中的处境。他回忆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做一些旧体诗。这倒不是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时的浪潮在我心中袭击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飘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5]也许郭沫若从旧体诗中觅到了与其情感的契合点，民族处境使他密切了与传统的精神联系，旧体诗的独特的语言组成满足了他难以用其它形式获得的满足的文学兴趣。1948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蜩螗集》和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汐集·汐集》中，收入了很多郭沫若创作于解放前的许多旧体诗，且多以七律见长。律诗又向以颔联、颈联的工巧和精妙而饮誉诗坛。例如，《感时四首》、《平生多负气二首》、《咏史》、《咏水仙》等，都是很见工夫的旧体诗。郭沫若对旧体诗词形式的更多运用，还要数解放后，郭沫若说，新诗太难写了，每每诗兴偶发，起笔就写旧体诗。毛笔字、文言文、旧体诗，三者像长袍马褂瓜皮帽一样，是配套的，是缺一不可的。旧体诗词真正成了他歌功颂德、酬答亲朋、追思逝者、吟咏名胜、寄托情感的最得力的文学载体。这与“五四”时那个大胆写新诗的郭沫若简直判若两人。郭沫若尽管一再强调彻底打破一切固有的形式，实现新诗的绝对自由，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并迷恋于旧体诗的创作，讲究格律和形式，讲究平仄和押韵等。在郭沫若看来，风云变幻的政治气象中，旧体诗词也许是更能恰当地寄托自己复杂多变的感情和难以直言的矛盾心境的文艺载体，其固有的形式、含蓄的语言和风格可以使郭沫若之类的诗人在当代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中不至于像创作新诗那样更易于歪曲地传达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复杂心境。当然，旧体诗固定的格律和形式与中年以后“步入老境”、保持“低调”的郭沫若的心境更为契合。那种不讲形式、绝对自由的新诗集《女神》则更适合青春焕发、诗情飞扬的青年时期的郭沫若。虽然郭沫若也写新诗，但那已经是些形式规整、内容苍白，走了《女神》样的白话诗了。在旧体诗词创作中，郭沫若找到和体验了自己的艺术良心与艺术才能，这是特定社会时代的赐予，是郭沫若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中一种无奈和尴尬选择后的不经意的收获，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无论怎样，旧体诗词这种整齐的句式、规整的形式都远不如自由诗那样更广阔、更自如、更方便地传达诗人的思维和审美情感感受。郭沫若创作形式上这种迂回选择是作家创作风格多样化表现，也是时代对其心理及人格发生影响的明证。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
注释：
[1]郭沫若：《论诗三札》，《郭沫若诗词鉴赏》，林林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页。
[2]《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温儒敏、赵祖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3页。
[3]郭沫若：《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4][5]转引自《郭沫若诗词鉴赏》，林林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女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研究》编辑部.郭沫若研究[P]，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3]林林.郭沫若诗词鉴赏[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侯永超，河南柘城人，河南柘城县小吴中学教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