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