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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湖北近期文学的几个显著特色

作者:王先霈




  议论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是一件很吃力而又非常容易遭到质疑的事情。历史上倒是有过地理环境影响居民的文化性格,进而造成文学艺术的地方风格的若干论断。《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东汉李巡的《〈尔雅〉注》,从各处地名来历说到各地方人的性情,其中说,“汉南曰荆州,其气惨刚,禀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李巡的这番话被《史记正义》、《公羊传疏》等反复称引,在文人和民间都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到了现时代,人群的迁徙流动十分频繁,不同地区的人之间交往十分便利,人的地域身份变得模糊而难以确定。如今的湖北人是不是“禀性强梁”,湖北文学是不是也连带地“禀性强梁”?恐怕没有人会下这样的判断了。何况,在湖北的作家,不一定都是籍属湖北的人。当代湖北文学界引以为骄傲的几位前辈,徐迟的童年和少年在江南小镇——浙江南浔度过,姚雪垠是河南邓县人氏,碧野的家乡是广东大浦,骆文是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的同乡——江苏句容人;现在风头正健的中年作家方方,祖籍在江西彭泽,出生于南京。但是,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在武昌紫阳路窄小的房间里构思和写作的,姚雪垠在汉口远郊东西湖劳动时开始写作《李自成》,碧野在丹江口工棚里住过漫长的日子才有了《丹凤朝阳》,方方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一直在武汉生活……以上所有作家的文学生涯,与湖北这方热土,毕竟是紧紧地胶着在一块。当代地域文化,既有其剧烈变动性的一面,也有其相对稳定性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说近十几年来湖北文学的群体特色,回顾其间的得失,也许还是可以的,所以,应《文学教育》编辑之命,草成这篇漫话,以此题目就教于本地、外地同行高明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那七八年,中国文坛曾经迅速地变换着种种斑斓图景,而湖北文学则起起伏伏,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又重新参与到开创新潮流的前列。那是在各地作家们借开放新风之力,兴冲冲地“向外看”,从欧美借鉴了许多新鲜的技巧,又意绵绵地“向内转”,展现个人心灵深处意识流之时,湖北作家却是眼睛向下,方方描绘了汉口铁路外贫民区的“风景”,池莉讲述了一个最平凡普通的工人的“烦恼人生”。这就确定了湖北近期文学的最重要的特色——作品中深蕴着植根于中部沃土的平民意识。当其时也,一些新锐作家颇有先知先觉姿态,以悲悯之心俯视尘寰,他们对于浩劫中专制愚昧的抗议,对于个人权利的诉求,都很具启蒙性和震撼力。而湖北这些作家,则总是平视他们笔下的人物,那是他们多年的街坊邻居,灾难年月的伴侣。这些人物,虽处社会下层,心中却不乏火种,照见人性之善、人情之美。方方的《桃花灿烂》将少男少女的怀春之心——对爱情之春、人生之春的憧憬——放在城市平民生活的艰窘、市井的鄙俗里来表现,那个粞是心高如天,命薄似纸。主人公好古怪的名字,里面隐藏着什么个人特殊的记忆吗?其后不久,刘醒龙在大别山下奏起一曲凤凰琴,琴声悠扬,远传到北国南疆,使得闹市中人听了,觉得耳目一新。直到进入新的世纪,池莉有《托尔斯泰围巾》,方方有《中北路空无一人》。后一篇里的郑富仁,活得很是窝囊,他的老婆刘春梅更是浑身俗气,这样一对夫妇,在山穷水尽之际,想的是“做一个好人”,撂下自家的紧急事情,寻找失主,把捡来的大包毛衣归还别人。更有陈应松,把写作基地从江汉平原转移到鄂西北的神农架,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和《马嘶岭血案》为穷乡僻壤的山民代言,适应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势,道出了众人心中所积而作家笔下稀见的情愫。那个将脖子伸长得像桉树去倾听遥远地方汽车翻滚声音的伯纬,似乎有些愚蒙,而我们许多聪明人,读到终篇,不是在心里仰视着他吗!这里还要提到晓苏,执著地写他油菜坡的乡亲快二十年了,起点颇高,近几年则有一个大的提升。《坦白书》的情节有一点儿离奇,故事的讲述却十分地平缓,全村最漂亮的少妇委身于最丑且最被人瞧不上的男子,既不为钱财,亦不为情欲,这一种违反道德的道德,有悖于人情的人情,使我们不敢轻率地对她表示轻蔑,更遑论谴责,而是颇多理解和尊重。
  现代社会,知识者有人喜欢以精英自居,以先锋自命。这也不错,社会需要先锋和精英。但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正在于他代表了平民。脱离了平民,还算什么精英?眼睛向下,以发自内心的平等态度,平视平民百姓,发掘他们心底的高贵,湖北文学的这一个特色,我作为在湖北居住半个世纪的读者,是非常珍视的。
  近期湖北文学的第二个特色,可以尝试表述为:建基于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之上的英雄主义。其实,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品里的凡夫俗子,虽然没有给我们警世格言、惊世壮语,在远处酒绿灯红、美酒盛宴的背景下,这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对不义之财的蔑视和严拒,何尝不是英雄主义!但我下面要谈的是文学中对超乎常人的英雄的颂赞。出于对文艺中虚假、矫情的厌恶,对任意拔高的苍白的人物形象的失望,非英雄主义成为一时潮流;而以零度感情为真实,表示对于浪漫主义的拒斥。这个时候,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想起草原》,如关西大汉击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使全国文学界、全国读者侧耳倾听。作品中的老军人关山林说:“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当他的儿子在前线牺牲,受到老年丧子的沉重打击,他向来告知噩耗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问:“他是被前面打中的,还是被后面打中的?”部队派来的干部有些意外,咽了一口唾沫说,“前面。头部、胸部、腹部和腿部。”关山林似乎是松了一口气,说,“好了,你们该办的事都办完了。”读到这一段,我不由地联想起《战争与和平》里,鲍尔康斯基老公爵对即将走向前线的儿子说的,“好了,那么就再见吧!你要记住一点,假如你被打死,我这个老头子会很难过的……”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又突然地大叫,“我要是听说你的行为不像尼古拉·鲍尔康斯基的儿子,我就要……感到羞耻!”这就是真正的军人!枪林弹雨中的厮杀需要英雄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大转折中,凭诚实的劳动养家糊口,面对巨大的诱惑和沉重的挑战,需要另一种形态的英雄主义。父辈军人实践了他们一代的英雄主义,邓一光以敬畏之心在二十世纪末歌颂父辈的英雄主义,也就是在呼唤新的英雄主义。果然,父亲走到新的时期,不再是一位现役军人,他却做出指挥农民抢化肥的惊人举动。读到《父亲是个兵》的这一段,我又不由地联想到,前人曾云,“夫楚号雄区,人多忠节,以荆蛮之余气,郁百年之奇气”;说荆楚人“禀性强梁”,在这里可以用得上了,这就是荆楚的强梁之气。小说把对贪官污吏的愤恨之情,倾泻得淋漓尽致。
  和平年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照样需要英雄主义,务实的、不事张扬的、融进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让我们的文学多一道亮色,而迥不同于此前此后题材相近的其他作品。
  近期湖北文学的第三个特色,是仰承荆楚文化血脉的历史情怀。楚国历史可以上推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三千多年来,从熊绎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楚文王定都在郢,到屈原作《天问》欲探宇宙天地之奥秘,楚国壁画、帛画之华丽瑰伟,楚亡之后遗民南公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直到近代开兴办冶金工业之先河,又为辛亥首义之区……这中间有多少威武雄壮、哀怨缠绵的活剧,等待着大手笔一次再次地重新叙述!春秋时代楚国就有《檮杌》,与鲁国的《春秋》齐名,所以荆楚又有最深厚的历史叙事传统。这就无怪乎湖北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繁荣和取得骄人的成绩。姚雪垠定下了湖北当代历史小说的主调,那就是精研史料,以当代视角重新阐释,史诗规模,气魄宏大。他的《李自成》可以给予四个字的考语:“好看、耐读”,既拥有数量十分庞大的读者群,又历经数十年(第一部出版于四十多年前)而依然深具魅力。熊召政在戏说历史成风的时刻,重铸严谨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辉煌,基本情节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挑剔,而注入了由对于今日商场、官场观察得来的新的体验,使人读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思考当年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找到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道路——这是四卷本《张居正》的最主要的价值所在。
  湖北近期文学是多方面的,在诗歌、散文、寓言方面都有精品力作,尤其是不断冒出的新的作者,充满活力,使人对湖北文学今后发展满怀乐观的期待。
  王先霈,著名文学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