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套中人》的讽刺艺术

作者:陈玉焕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善于运用夸张与讽刺,对生活进行高度概括,展现社会的真实本质。《套中人》是契诃夫晚期的作品,这时期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的小说特有的幽默讽刺,越来越深刻地指向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揭露了。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工人运动逐渐展开,工人阶级的政党正在形成,反动的沙皇政府面临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极力加强反动统治,在全国造成了沉重的压抑的气氛。沙皇政府的忠实拥护者极力维护腐朽没落的沙皇统治,仇视一切新生事物,这种现象不但官场中存在,而且也存在于知识界,契诃夫就是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以敏锐的目光进行解剖,创作出《套中人》这一充满辛辣嘲讽意味的名篇。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因循守旧、顽固保守、思想僵化、害怕并敌视一切变革的典型形象。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但作者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典型来写的。他是旧制度、旧秩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是俄国当时那种黑暗、沉闷、压抑、窒息的社会气氛下的特定产物。契诃夫通过这个典型形象的塑造,犀利地解剖和无情地嘲笑了反动保守势力,尖锐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现实。
  善于运用夸张手法,嘲讽“套中人”的丑陋和可憎,这是作品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夸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夸张人物形象,二是夸张人物的作用。为了塑造别里科夫这个典型形象,契诃夫围绕人物的性格,从各个侧面描绘了别里科夫竭力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特点:古怪的打扮是他肉体上的套子,古希腊语言是他思想的套子,数不清的忌讳和禁律是他精神的套子。别里科夫像缩在壳里的蜗牛一样,他企图尽一切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以避免各种外来灾祸,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因此,即使在最晴朗的天气里外出,也总是穿上雨鞋、棉大衣,带上雨伞。用墨镜挡起眼睛,用棉花堵住耳朵,坐上马车后还要支起车蓬,就连他的许多物品也要用套子装起来。这便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怪模怪样的肖像画。作者说他“真怪”,怪就怪在这个人物不合生活情理;怪就怪在这个一心想使自己“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的人物,却无时无刻不在“人世”与“外界”中出乖露丑;怪就怪在这样一个与生活背谬而难于自处的人,却在那里号令生活不要向前发展,想把活生生的现实装进套子里去。
  别里科夫一刻也离不开套子,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其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他看来,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凡合于这个套子的,“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正是由于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压得中学教师“透不出气”,“只好让步”。他不但“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他还辖制着全城,全城的人都怕他。为了不“闹出什么乱子”,有时他的不安甚至超过“当局”,唯恐打破旧的生活秩序。可见他是知识分子中支撑沙皇制度的一根支柱,虽然是脆弱无力的,但其作用是共同的。他与沙皇当局思想上沟通渠连,手段上一样卑鄙低下,他对人们的压制,也是种种专制压迫的结果。
  以戏剧化的情节,描写别里科夫可悲的下场,这是《套中人》讽刺艺术的又一大特点。别里科夫想用精神枷锁的“套子”去慑服众人,然而他的“套子”毕竟套不住社会前进的脚步。华连卡姐弟的到来,搅动了全城一潭死水般的生活。作者将别里科夫置于周围人物的关系中,插入了一段他“决定结婚”的情节,这段戏剧性的情节,不仅妙趣横生,而且深刻地突出了小说的主题。一张漫画弄得他惊恐不安,急忙表白自己是个与恋爱婚姻毫无关系的“正人君子”。看到华连卡和她弟弟一起骑自行车,他竟“眼前变得一片漆黑”,他认为这不成“体统”。他生平最怕出乱子,结果乱子偏偏找上他,挺好的婚事让他自己无端搞出了“乱子”,最后随着婚事闹剧的结束,别里科夫变成了一具僵尸。从华连卡、柯瓦连科身上,可以感受到青春的气息,看到生活的朝气和希望,看到新生力量在成长,他们的出现预示了别里科夫的必然结局。同时这个戏剧化的情节,一面戳穿了一向标榜为“正人君子”的别里科夫,其实是个伪君子;一面又说明这个性格孤僻、心胸狭窄、极端自私的人,已经迂腐老朽到连结婚都害怕的程度了。正如斯大林所说:“别里科夫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在他的身上,早已丧尽了一个活人的起码的天性,结果只能是毁灭和死亡。作者这样安排,的确是一种无情的揭露和绝妙的讽刺。
  这段“爱情”故事的始末告诉人们:保守与进取,没落与新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与生活观点,它们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发展方向,它们是不能依照人们愿望“撮合的”。与华连卡相好和“决定结婚”,原本是件好事,却被别里科夫自己酿成一场灾祸,最终在一场“乱子”后自我丧生。通过鲜明的对比,加强了讽刺的力量。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的情节却昭示了一个严肃的主题:别里科夫所代表的一切,不管外表如何强大和令人望而生畏,但在发展变化的现实面前必将愈益显现它的丑恶和鄙陋,无法摆脱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本质是虚弱的,与新生事物是无法抗衡的。
  契诃夫基于现实生活,通过高度艺术概括,塑造出一个可恶可憎而又可悲可怜的“套中人”形象。运用讽刺手法,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性、腐朽性,以及“套中人”的虚伪性、欺骗性。不仅针砭了时弊,而且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这正是契诃夫塑造这个艺术形象的意义所在。
  陈玉焕,河南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