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3期
论史铁生的宗教精神
作者：李 真
史铁生赋予宗教精神的涵义，其实是对人的理性、人的精神的赞歌，对人的意志的力量的赞歌。在宗教那里，人生的信念来自于神，史铁生的宗教精神中也有一个“神”，但这个“神”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是人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史铁生不止一次作过说明：“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其根本要旨都在于对人的精神的拯救，是靠神对人的拯救，是“他救”；宗教精神也是对人的精神的拯救，但，是人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对自我的拯救，是“自救”。这是宗教精神与宗教的最根本的区别。罗素说过，现在人们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史铁生的创作正努力进行这样的探究，充满了这样的渴望，他作品中包蕴的宗教精神就是明证。他的作品中有对自然的敬畏，有对苦难的理解和关照，有真诚的忏悔，有悲悯的人间情怀等等，这些思想与宗教思想又有相通之处，当然同中又有不同。宗教的悲悯在精神价值上体现为一种至善，但在现实层面却显得无力无用。史铁生的“悲悯”保留了至善的精神价值，又主张在俗界的法场上坚决地处死恶人；在凭吊战场的时候，我们可以既向牺牲的英雄默哀，也可以向战死的罪人默哀，但在现实的战场上，则必须用铁的意志消灭恶人。史铁生的博大爱心和深重悲悯架设在神界和俗界两个层面上，即所谓的宗教精神。
史铁生作品中体现的宗教精神不是对神的信仰和死心塌地的追随，而是人的精神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高扬。他把生存的意义追问到终极，眼看就要出现空白，可他这时候用爱来担当现实的艰难，用忏悔来解救困惑的灵魂，用自我救赎来唤醒迷途的人们，用悲悯和宽恕来包容罪恶的生灵。让智力的局限由悟性来补充。科学和哲学的局限由宗教精神来补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绝不是迷信。史铁生认为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宗教精神和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相通相融的。这可以看作史铁生宗教精神的实质。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史铁生的“神性”信仰来更好的把握这一实质。
史铁生因为对上帝，对命运的冥想和叩问，使其作品具有了一种神圣的价值诉求。于是“神性”成了史铁生一个抹不去的徽记。谈到史铁生的“神性”写作，必须联系当代另两位“神性”作家，北村和张承志。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比较中去更好的理解史铁生的“神性”信仰。史铁生一方面感知敬畏“苦弱的”“充满大爱的”上帝，另一方面，他对“神性”的理性追问从未停止过。因此史铁生的“神性”信仰具有矛盾两重性。与史铁生不同，在北村、张承志叙事中充满着对信仰地坚定表达，他们根本不追问神性存在的根据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只是一再强调：“我首先已经信了，这就够了；我信，这就是一切。”首先他们以现实中自我的虔诚投入来表现其对信仰的坚信和对“神性”的坚守。比如北村，他在多处明确表示，皈依基督成为其生命历程中的最重要事件。而张承志则一再强调自己文学的最高成就，乃是作为哲合忍耶信仰之集中表述的《心灵史》。并且声明与哲合忍耶相遇对他而言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样一种个体在现实中的信仰抉择也必然体现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北村通过“沉沦与拯救”模式的反复叙述与渲染来充分展现神圣信仰的巨大威力和自己的笃信，不管是《张生的婚姻》中的张生，《孙权的故事》中的孙权，还是《施泩的河》中的刘浪等等都先是在恶的泥沼中沉沦，最后幸遇“神圣的救恩”。而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极力渲染屠戮摧残与贫瘠困厄，其实也是在强调神圣信仰的必要性和不可怀疑性。与他们相比，史铁生在坚守“神性”信仰的同时，清醒的理性怀疑也从未消失过。它们时而纠缠不清，时而交错前行。理性追问与“神性”诉求使他的信仰呈现出复杂之态。一方面是生之苦痛，存在之艰难都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但另一方面，这种信仰又经不住推敲，理性的怀疑常使它显现出虚妄色彩。这样一种矛盾存于他以后的许多小说之中。这种两难在史铁生的叙事方式中也展露无遗。他的叙事方式有人把它概括为“在迷宫中寻找”。”这种茫然与矛盾在史铁生的叙事中就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相比而言，北村、张承志因为没有那种矛盾，所以“神性”叙事显得明晰。北村的叙事模式就是先在世俗中“沉沦”，而后获得“神”的“拯救”，并且小说结尾都是明确性的圆满安排。毋庸赘言，在对待神圣信仰的态度上，史铁生与北村、张承志是不同的。在整个信仰过程中，理性怀疑始终伴随着他不可更改的残疾事实并时刻提醒他：那种具有无上威力，能够轻而易举消除人之苦难的“上帝”是残酷的，也是不可轻信的。其实，早在奥斯威辛之后，人们已认识到任何神性都存在合法性的危机。面对那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任何人都会发出这样的诘问：既然“上帝”爱他每一个子民，为什么在血腥的屠戮前，无辜的人们却得不到任何拯救，而“上帝”却无动于衷呢？如此，人们有理由要问：“上帝”真的存在吗？他有必要存在吗？在我们这个国度，当全民为之狂呼和奋斗的“神圣”事业在人间演变成一场大灾难后，怀疑主义更加如春草蔓延，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拍着自己胸脯说我不再相信任何“神”了。
从《黑骏马》开始，历经《北方的河》、《金牧场》、《心灵史》，张承志始终走在一条朝圣的道路上，其朝拜的对象却一再转换。其中有母亲意象、父亲意象，有民众的领袖，有殉教的圣徒。从表面上看，哲合忍耶的诞生，是信仰的飞跃，与前面那些信仰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信仰转换，能够毫无愧色地被描述为从世俗到神圣的价值超升吗？在集中体现神圣超越祈求的标志性作品《心灵史》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对于马明心、十三太爷马化龙等一系列宗教领袖或殉教徒的崇拜。于是这部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恰恰是：张承志膜拜的对象，与其说是超越现世之上的冥冥真神，不如说是那些于苦难、牺牲中独自或带领教会坚守信念的圣人。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貌似神圣信仰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仍未走出圣人、领袖崇拜的思维和状态。
北村的叙事几乎是对世俗的完全否弃，充盈着一种厌世主义的情绪。金钱、名誉、地位、爱情和艺术等等世俗情怀在他眼里全是罪恶与恐惧。通过充分渲染现实生活的无望和恐怖，使灵魂在求救的呼告中渴望神之来临。在此基础上，方使人感到神的莅临和被神性之光洞彻灵魂的美妙。因此，与其说神性是人的自觉追求，不如说是被人造的恐怖逼迫而逃向北村预设的信仰。并且，北村所推崇的基督之爱是生长在厌世主义的土壤之上的，而在史铁生看来，厌世主义只能使人困境无减，深渊犹在，任何对世俗生活中存在的希望与爱的抽空都是不可取的。
史铁生把怀疑与信仰交揉在一起，把追问与祈祷合为一处。怀疑无法动摇信仰，信仰却因怀疑而更加坚定。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一种过程论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宗教精神恰恰与这种理想主义相吻合。总之，史铁生的宗教精神和文学艺术有很大相通之处，都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怀，都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都是人间爱的精神的展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是最广泛意义的人文精神。
李真，武汉大学在职硕士，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