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2期
余华小说中的苦难缓解方式
作者：崔宏伟 韩贤克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不满或慢慢产生的疲惫感。”然而余华并没有对“苦难”产生丝毫厌倦，而是始终迷恋且乐此不疲地加以表现。读过余华的作品，我们感受不到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所有的强烈的现实讽刺与干预，也感受不到理想主义写作者如张炜、张承志那种亲近大地的栖居之乐和回归“精神家园”与天地自然息息相通的至性至德。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弥漫的阴霾和鬼气，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杀戮和死亡，是令人喘不过气的黑夜般的生存的悲苦。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只是苦难在其前后期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在他的前期小说中，“苦难”可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罪恶，本质上的宿命。纵观其前期小说，如《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九八六》等，真可谓是一个“恶”的世界，包括暴力、血腥、杀戮、欺骗、阴谋等。它们弥漫在文字中，交织出一幅浓重的罪恶黑幕，它不仅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惧，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在他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世纪末的景致：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相互敌视、欺骗、劫掠，初涉世者被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十八岁出门远行》）；世界缺少亲情、友情、爱情，人生活在疑心重重、战战兢兢之中，大灾大难似乎随时都会从天而将（《四月三日事件》）；人类设置的保护自己抵御兽性的秩序、逻辑、道德、法律软弱无力、文明屡屡受暴力嘲弄，走投无路只得以恶抗恶（《河边的错误》）；就连作者能幻化出的爱情故事都与血淋淋的杀人场景相系（《古典爱情》）。他让其笔下的人物在这黑夜般的苦海中，要么挣扎，要么呻吟，要么死亡，要么超脱般豁达。
而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与前期的作品相比较要平静温和多了，他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影，多出了请求慰藉和渴望的希望，再到后来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虽然其笔下人物的生活还是残酷的、苦难的、血泪斑斑的，但余华为这种苦难生活找到了缓解方式，回忆、忍耐和幽默分别是他三部小说中缓解苦难生活所应用的主要方式。苦难因为这三个词在现实面前煜煜生辉，而失去了暴力和耻辱的色彩，变得温和与宽容。
为什么《在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我想，最根本的是余华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影，他的叙述中，多出了请求慰藉和渴望的希望。《在细雨中呼喊》中，是开头那个女人孤独而无依无靠的呼喊，以及对应答声音的期待；是对现实的不安抚摸；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温馨段落。《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里，余华对慰藉的表示，又发生了变化，不像《在细雨中呼喊》那样，使期待一个外面的、来自空旷的雨夜的应答声来“平息她哭泣的声音”，而是发掘人性里面固有的高尚、善良、乐观和幽默，不再施加给人物以重担和眼泪。
《在细雨中呼喊》之后的余华确实变得宽广而温和了。他笔下的人物生活虽然还是残酷的、苦难的、血泪斑斑的。但他为这种苦难的生活找到了缓解的方式，表现在叙述上，那就是从过去的严实而滞重，开始走向轻松，从《在细雨中呼喊》到《许三观卖血记》，这条线索的变化，可谓一目了然。
先说《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的缓解方式是回忆，正如余华自己所说：“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甜蜜。”确实，即便是苦难的生活，也会在记忆里开始泛起温馨的光芒。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余华通过“我”的叙述，像收集希望一样，把记忆中那些温馨的碎片收集起来，以对付内心那片日益扩大的阴影。但这个时期的余华，终究还是让生活的苦难占了上风，他相信，苦难才是生活的盟友，而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之后的故作镇静，即使是由某种镇静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伪饰而已。因此，《在细雨中呼喊》里，回忆对苦难的缓解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个孩子还是留在恐惧和颤栗之中。
《活着》就不同了。福贵所经历的苦难，所面对的亲人的一个个死亡，直至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他的惨烈本来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但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和包容一切，以致于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是达到了与孤单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千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忍耐”二字，她是一种柔韧的品质。《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福贵的苦难加上忍耐，塑造了他宽广、坚韧、温婉的性格，对他来说，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的那种对生活的超然和平静。
《许三观卖血记》也是一部苦难得到了有效缓解的小说。这次，余华为许三观寻找的缓解苦难的方式是幽默，中间伴随着因幽默而产生的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许三观一生卖了十几次血，都是被生活所逼，尤其是去上海的那次，几天时间就卖了好几次，而且是为了救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许一乐。这种卖血人生来就是够凄凉、悲苦的，可由于许三观的乐观和幽默，他硬是在这种生活中找到了乐趣，使悲苦的人生变得适合于自己。他为了还清因一乐打人而欠下的债，去卖了一次血后，回来对玉兰叫道：“我卖血了！我许三观卖了血，替何晓勇还了债，我许三观卖了血，又去做了一次乌龟。”他和林芬芳的私情被玉兰知道后，遭遇惩罚，天天在家里满头大汗的煮饭炒菜，邻居就耻笑他，他就说：“没办法，我女人抓住我的把柄了。这叫风流一时，吃苦一世。”困难使其三个儿子饿得眼冒金星，许三观突发奇想，说：“看在我过生日的份上，今天我就辛苦一下，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一道菜，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也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们自己点。一个一个来，从三乐开始。”大约为了与许三观的幽默相称，余华的叙述也变得充满了幽默感，比如，他这样写许三观、阿房和根龙三人卖血前喝了太多的水之后走路的情形：“他们三个人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那时候他们的脸都憋得通红了，像是怀胎十月似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走着，阿房和根龙还挑着西瓜，走得就更慢，他们的手伸开着抓住前后两个担子的绳子，他们的手正在使着劲，不让放着西瓜的担子摇晃。可是医院的走廊太狭窄，不时有人过来将他们的担子撞一下，担子一摇晃，阿房和根龙肚子里胀鼓鼓的水也跟着摇晃起来，让两个人疼的嘴巴一歪一歪的，站在那里不敢动，等担子不再那么摇晃了，才重新慢慢地往前走”。
一次卖血，在余华的笔下变成了一幕生活的幽默剧，沉重感被缓解了，生活开始显露出他亲切的面貌。因此，幽默在余华小说中的应用，不仅仅是一个叙述策略，他更体现在人物的生活智慧，成了人物经历苦难生活必需的润滑剂和佐料。余华说：“我想有朝一日幽默会成为我的一种理想。”《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了他对这个理想的叙述。余华是通过这种幽默来与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不再对残酷的现实表示愤怒，更不愿意为了现实的苦难和血腥，而仇恨什么，他大概是觉得这样对待现实未免太过偏狭了，于是，就选择了幽默，以证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宁静、平和与宽广。
回忆、忍耐和幽默，是余华缓解苦难生活所应用的主要叙述方式，他的三部长篇，使得这三个词在现实面前煜煜生辉，而苦难，却因着他们的有效缓解而敛去了暴力和耻辱的色彩，开始变得遥远，变得温和，变得与受难者血肉相连。与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叙事相比，九十年代的余华对现实显得过于宽容了，甚至还有点含情脉脉，尤其他在《许三观卖血记》里对苦难所进行的戏剧化的处理，更是使苦难丧失了给人物和读者带来自我感动和道德审判的可能，他成了生活的馈赠，成了生活中我们必须经历的缓解，成了现实得以展开的依据，成了存在的基本内容，我们惟有接受它，如同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中接受美丑不一、智商不一的孩子们；母亲不能选择孩子，我们也照样不能选择生活的幸与不幸，你所能做的，不过是服从生活所给予你的全部。而克服生活中的不幸，靠的也只能是生活本身——生活在生产苦难的同时，也生产忍耐、幽默和乐观，后者使前者变得可以忍受。这似乎就是余华所发现的“活着”的哲学。
崔宏伟，韩贤克，黑龙江阿城师范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