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2期
学者散文的修辞困境
作者：汤天勇 丁敏玲
学者散文，究竟是学者的散文还是学者式的散文，前者显然面临着身份的质疑，后者必然把矛头对准了一种文学样式。据说当下最权威最富有现代色彩的诠释来自散文研究家喻大翔：他认为学者散文是“由人文学者创造，具有现代专业学者的价值取向、理性精神、思维特征、知识理想、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等质的各类散文作品”。我们来分析定义这个句子的诸多义项，有几个值得琢磨的关键词：人文学者、现代专业学者、价值取向、理性精神、思维特征、知识理想、话语方式、文体风格、散文作品。笔者将其简单予以类别：一是具有身份定位色彩的词语，比如人文学者，现代专业学者；二是具有性质定位意义的词语，比如价值取向、理性精神、思维特征、知识理想、话语方式、文体风格；三是对文体的定位是散文作品。如此这般驳杂深奥的命名，必然伴随着相当一部分创作者因为“身份证”的缺乏而被拒之门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困惑着自我的表达是否合乎规范？长此以往，无论读者如何翘首以待，也不论策划者如何摸准市场脉搏的跳动，学者散文创作困境的出现不可避免。笔者将这种学者创作力量的减弱和衰竭称之为修辞困境。因为，任何文学创作，都是一种语言语境化的修辞行为，小的方面可以说是具体的语言操作或者技法手段的运用，大的方面也就是“为了取得语言美学效果和感情效果而采用的技巧和语言的调整”的美学理想。
虽然有关学者散文属性的言说始自余光中，但言之凿凿地命名确是我们大陆研究者创作者的行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余秋雨先在《收获》杂志专栏刊登而后又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虽然出现诸多的知识性缺憾和写作技法方面的不足，但能将写作资源定格在历史的废墟上，在不乏文采翩翩之下，鸿篇巨制的体式，往后溯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煎熬，山水景观的人文意义，文化批判的技法来凭吊古贤名流、畅往以思今。出乎作者和出版商意料之外的是学者散文大受追捧，更有洛阳纸贵之势。遂引得和者随者接踵而至，市场、媒体、读者与众多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或仍然处在主流位置的文人共同组接了一个泱泱大观的学者散文传播系统。对一种文学图式的关注本无可厚非，似乎尚可喜开笑颜，这不正是文学繁荣的祥瑞之兆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余秋雨的散文出现使得我们眼睛一亮的原因，是它恰好地把握了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语境，当代散文在“文革”后始终处在批判文革的泥沼中艰难跋涉，知识分子自始至终充当着政治启蒙的角色，行使着诠释政治意识形态的任务。显然，这是与知识分子身份和内涵相悖的。余秋雨散文的出现，肇始了文人尚可以在工具理性的旗帜之外另择创作路径，迎合了接受者对散文新体式与散文作家身份新定位的双重期待，其对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毋容置疑的。螃蟹有人吃了，且吃得津津有味似乎又无多少副作用，自然美味珍馐共享用了。可是，螃蟹应该有花样百出的吃法：大可先从爪牙下手，也可先破壳而入，还可直奔蟹黄……试想，一个或者若干个餐桌上的客人整齐划一的都先去拧断爪子，然后是……，再是……，最后是……，作为旁观者的你是否心里会格登一下，感觉到有什么缺憾似的？缺憾就是吃法过于模式化。学者散文的写作也是如此，无论老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的学者，他们或留恋于秦砖汉瓦，或醉情于明山清水，抑或沉浸于诗词曲赋，并试图以其才情与雅趣匡正当下文坛的流弊，更欲以其思想与睿智来点燃各自心中隐逸已久的文学梦。整体观照，就可发现，其中套路模式的印记非常明显，都是在历史古堆或者传统文化中寻觅立言的资源。故此，一种可以框定为余秋雨版的“学者散文范式”亦就成为文坛竞相模仿的对象。众所周知，文学是生命之学。或可说文学是作者生命体验的沉淀或者说作品揭示的是生物体的生命意义；还可说文学是动态的，它的生命产生于运动之中。一旦学者散文形成稳定的创作姿态，必然处于静止状态，静止的文学是没有生命的，其前景展望也是可想而知的。
喻大翔认为学者散文的创作主体之“学者”有这样几层含义：（1）有专业影响下的气质和心理，迥别与不同学科的高级知识分子；（2）术业有专攻；（3）拥有自己的学识思想、思维方式和理想法则；（4）因其创造性的成果能够改变本学科和专业的历史，影响民族、人类的精神构成与生存方式；（5）有殉道精神。这是中国文人对学者含义的界定，正因为如此，中国文人的“载道”的集体无意识依然如鬼魂附体般缠绕，这在学者散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笔者甚至认为它是处在边缘姿态的文人的一次集体呐喊反抗，一次明显的试图回归话语中心的努力尝试，尤其对历史和传统文化弊端的批评都是羞答答地讽喻当下。以余氏为代表的学者散文，始终站在历史的悬崖边行走吟唱，在历史废墟中翻找可用以代言或者藏匿内心的包装素材，通过对已经烟消云散的故事的重新堆砌，假借来微显阐幽，聊以遣怀。如果说能够恒心坚持尚不失为成一家之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既从葡萄架下过，伸手摘也好，厚颜向主人家索要也好，视若无物自然更好，但他们恰恰涎水潺潺，目光聚顶，口中却说君子不吃旁人家的葡萄。近十来年的学者散文创作就呈现出与这个比喻况味相同的态势：一方面反对杨朔式的载道说教的文风，摈弃其物——事——人——理的写作模式，抵制其大而无当的“大我”情感；一方面在旧址上重建了一种同样是抒发大我情感大我思想的写作模式。周作人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们学者散文大多是在“言志”的幌子下去“载道”。用散文研究专家王尧的话说：“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这何异于那些从别人葡萄架下路过想吃葡萄而又摇头之人？甚至逐渐丢失了借古讽今的勇气，只剩下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周作人在《美文》中说，散文是美文。学者散文自然要体现出散文的美的属性来。正如桑塔耶纳所说：“假如希腊巴特隆神庙不是大理石的，皇冠不是金的，星星不发光，大海无声息，那还有什么美呢？”同样道理，假如学者散文丝毫不散发诗性、情思、哲理的气息，那又怎能打动读者呢？无论美是属善、属真，它总要关乎人的感受和体验。一句话，散文之于读者而言，“审美表现关系”远远超越“科学的认知关系”或“伦理的规范关系”的价值认证，学者散文也不例外。学者陈平原概括地表述了他的“散文观”：“有学问而不囿于学问，能文章而不限于文章”；“在知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怀、文学与学术、厚重与轻灵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张力的显示，即学者散文美学修辞的本质体现，应该是很多学者创作散文的本质追求，它代表着文人对散文新体式的思考。对于散文，在诗歌、散文、文学批评和翻译所谓“四度生命空间里”肆意行走的余光中这样理解，它“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反映一个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面对这种散文，我们好象变成歌德的艾克尔曼，或是聆听约翰生博士的鲍斯威尔”。“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屑的甜味，釜型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象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色的光。”余光中是学者散文大家，视野接通古今中外，神思畅游四仞八极，才情横溢，文采飞扬。单单从他那篇名文《听听那冷雨》便能窥探出真正学者散文的艺术魅力：首先是结构上起承转合自如毫无捏造之痕；其次，诗意盎然的意象“冷雨”的创造，在冷寂凄迷的氛围中甚有古典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听雨最佳境界之竹楼瀑布声、空山破庙处、灯残人清时遥相呼应；次之，语言华丽优美而不浓腻，顾盼妩媚而不生硬，跌宕多姿而不诡谲；再次，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通感、叠字、引用、排比相得益彰毫不做作；最后，在和谐的音律中我们听到冷雨下作者的心声——乡愁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超越时空亘古不变的文化和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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