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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抒情性分析
作者：潘正道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但也不是历史事实简单的堆积，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和王朝兴衰的记叙和论断中，始终贯穿着自己的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创作时，将自己惨痛的人生遭遇和满腔的愤世嫉俗之情融入到历史人物的命运当中，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就使得《史记》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
司马迁在已经开始创作《史记》的时候，因为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受宫刑，这对重视名节的司马迁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受到奇耻大辱的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摆脱了对统治者乃至整个世俗的媚俗的姿态，获得了“成一家之言”的独立思想立场，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批判更为尖锐。在历代圣贤受挫后奋发有为的思想的激励下，司马迁满腔的悲愤喷薄而出，深深地融入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把它作为自己抒发悲愤之情的载体。《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以《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盖西伯居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蓍《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宫公自序》）。司马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创作《史记》时，融入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的深深慨叹，使《史记》中含有浓郁的感情色彩。
虽然司马迁创作《史记》有“发愤著书”的目的，并不像历史上王允等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抒发个人的穷愁恩怨，微文讥刺汉武帝以达到泄私愤的目的。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家，当他个人遭受厄运时，更激起了他对善恶天命观和人类社会理想关注和思索，他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同整个专制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苦难联系起来，以自己的肩膀担负其历史的道义，以自己的著作充当社会的良心。作品一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世态人情的淡薄，充满着愤世之音；另一方面，文中在对天命困惑和追问中，在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中，洋溢着作者悲世的情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其可谓善人者非耶？积絜行如此二饿死！”“余甚惑焉，儅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此皆学士所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才二涉乱世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游侠列传》）。
作者发愤著书的目的，使书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绪跌宕起伏，曲尽一唱三叹之妙；作者的悲世之情，使作品的愤世之音得到了升华，达到了无限的深度和广度。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才使《史记》成为天下之至文。
二、跌宕起伏的情绪脉络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也认为太史公继承了屈原的美学传统，把著书作为抒发自己感情的载体。“屈原放遂，乃赋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也，盖自怨生也。”屈原将自己对故国的忠诚，对奸人谗臣的激愤，抒发在其《离骚》中。司马迁将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控诉，对奸邪小人的鞭挞，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悲愤融汇在其长篇巨制的《史记》中，因此，从抒发个人情感的角度来说，《史记》和《离骚》是一致的，《史记》虽然采取的大多是叙述性的语言，其创作题材也是人物传记，但在这些人物传记中，每一篇人物传记都有一个集中主题线索，作者围绕这个线索组织素材，借历史人物的遭遇、命运、得失、成败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故此，《史记》在其文章深处，便有了抒情诗般的内在情感韵律。许多篇章读起来情绪跌宕，或风云际会，龙腾虎跃；或万种低回，一唱三叹。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现以《项羽本纪》为例，对《史记》文中跌宕起伏的情感脉络进行分析。
《项羽本纪》抒情主题是悲剧的英雄主义，文章开始便写了项羽不同常人的志向和才气，以秦始皇游会稽，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为起点，项羽的英雄气慨初露峥嵘，接着写秦末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一片大泽龙蛇的雄浑，再写项伯败亡，宋义当卿子冠军，情绪转入低潮，然后项羽杀宋义，率楚兵破釜沉舟，楚兵一以当十，九战，大破秦军，“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形成文中第一个情绪高潮。中间一段是灭秦和楚汉之争，其中既有鸿门宴上的惊心动魄，也有项羽登上权力顶峰时自为西楚霸王的志得意满。文章的最后出现了英雄主义的悲剧高潮，可以说是文中悲剧情绪的顶点，这其中既有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又有悲歌别姬的侠骨柔情，气象峥嵘，笔补造化，将一个末路英雄的悲剧情绪渲染到了极致，紧随其后的决死快战和乌江自刎，可以说是太史公对项羽悲剧的一唱三叹，荡气回肠。项羽在死前曾三次提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则是太史公自身永不言败的进取精神的形象展示，是文章的抒情主旋律。
《史记》其它篇章也都明确抒情主题，如《屈原贾生列传》则是表达了作者对忠而被谤，怀才不遇的慨叹，《伍子胥列传》讲的是弃小义，雪大耻的复仇行为，《刺客列传》讴歌的是舍生取义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正是由于《史记》的这种内在的抒情性的意脉，使作品具有抒情诗般的内在意蕴。
三、壮美的抒情风格
司马迁生活在一个英雄的时代，从战国七雄的纷争，到秦始皇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再经过秦朝短暂的统治，接着又是陈胜揭竿起义，天下英雄风起云涌，从楚汉战争到汉王朝的统一，这其中既有纵横家们口若悬河的议论，又有高人谋士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划，还有壮士们叱咤风云，斩将搴旗的英雄气慨。汉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强盛的经济文化发展现状，以及流传下来的英雄传奇，无一不激励着司马迁，使他自觉地追求壮美的风格。《史记》中具体表现在外在时空意识的博大和内在精神力量的强悍两个方面。
（一）博大的时空意识
司马迁也将创作《史记》的社会目的归结为：究天下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家苞揽宇宙，穷极古今的博大的时空意识无不给司马迁的美学思想产生深深的影响。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史记》和孔子作《春秋》认同起来，担负起社会历史代言人的伟大责任，在创作中，获得了开阔的视野，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在对人物进行褒贬评价时，作者把握的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尺度，文中洋溢着一股天地正气，所以在对人物评价时，往往强调他们的赫赫的事功和执着的人生态度，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能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希望。
（二）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锐意进取的精神
《史记》中的人物大都有一种英雄气质，他们或积极进取，勇于事功，或砥砺气节，留名后世，或急人所难，舍生取义，终其一生都在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和事业的成功，最后名垂青史。项羽、陈涉、伍子胥、屈原、叔齐等，他们不甘于贫贱，不甘于在默默无闻中终其一生，他们都有一种“得时无怠”的进取精神，或创造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或是最终失败了，但他们那种“虽九死犹未悔”的斗争精神，也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反映了人类面对困难时斗争的渴望和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心。正因为如此，《史记》一书的整个基调是高亢激昂的。如《李将军列传》中，传述到李将军一家的衰微“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皆用为耻焉”。最后司马迁却在其论赞中对其的事功和人格给以高度的评价：“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作者借此言明，民间自有其评价标准，人们将永远记住那些有功于国的人，最终给人以希望。
参考书目：
1、司马迁.《史记》［M］. 中华书局1958。
2、刘纲纪、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3、韩兆琦.《史记通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4、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潘正道，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