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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外国文学通识课在高校的开设
作者：金 琼
目前，很多高校面向全校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开设了外国文学通识课或外国文学选修课，有些高校的新闻系已经将外国文学课程定为必修课，学习结束时必须进行严格的考试。这一做法对推进外国文学与文化的普及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外国文学名著浩如烟海，是我们了解西方文明与文化的重要窗口。有时候，阅读文学著作所获得的关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军事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比专业的书籍还要丰富得多。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就曾宣称自己是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书记员”，要如实记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恩格斯赞叹他在作品中提供的历史材料比当时职业的历史家、统计学家所提供的材料加起来还要多。古希腊文学的代表成就之一的《荷马史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了解古希腊从氏族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所以，阅读名著是了解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必要途径之一。
其次，学习外国文学与文化也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途径之一。陈鹤鸣教授在其《西方文化精神的文学阐释》中精辟地指出“追求个体自由是西方文化精神最鲜明、突出的民族性特征。同时，它的以个体自由为重心的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的不同重要时期或文化形态中又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学习西方文学，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人强烈深厚的“个体意识”，他们注重人自身的价值，注重人的平等与尊严，这与我国在儒家文化浸染下的集体意识、群体意识形成巨大反差。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个体与群体意识的结合与互补成为健全人格的一部分。
再次，学习外国文学与文化也是建构当代大学生完整知识结构的一个必要手段。高校学生的外国文学基础知识比较差，不仅是非中文专业，有些中文专业的学生也比较抵制学习外国文学。一是有畏难情绪，二是的确无法接受西方的许多美学与文艺理论观念，自然对在那些观念指导下的文学作品难以接受。因此，在高校推进外国文学通识课程的教学与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另外，21世纪标志着国际化、多元化时代的来临，互动与交流是促进自身发展与前进的关键。虽说没有了五四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紧迫感的刺激，学习西方不再是围绕“强国梦”而展开，高校学生也会因为肩负着国家未来重任，以多方面、多渠道地吸收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精髓为己任。
从实践层面来考察，尽管很多高校开设了外国文学通识课程（有的命名为“外国文学作品选读”或“外国文学名作欣赏”），但基本没有依据比较统一的教材、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施教。课程从命名到教学再到考核，存在比较大的随意性、机动性。很多时候是依据开课教师本人的兴趣来制定个人的教学大纲，选定要讲的重点作家作品或流派，而且传统文学所占的比重较大。这就使得编撰一部体例新颖、重点突出、适合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的教材成为当务之急。
第二，针对目前大学生的学习现状，有必要进行合理地引导。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把看名著有不有用作为自己投入精力多少的决定因素。而且，谬误更大的是在对“有用无用”的理解偏差上。急功近利、盼望速见成效是他们的认识误区之一。其实，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从来就难得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的。好的作品也经常并不是明显地显露其教化的意图。纳博科夫嘲笑那些为了意图而写作的“匠人”。他不无得意地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给我带来我直截地称之为美学幸福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并调侃道：“我呢，正好是这样的作者：着手写一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这本书脱稿。”[2]再说，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精髓对一个人的影响还得经过一层中国立场的“过滤”和“提取”，其过程就更加显得漫长了。况且，一个人精神品味与素质的提高决不是一日之功。据2006年8月21日《广州日报》上的文章《孩子，你为何对名著“无动于衷”》记载，“中学生离名著越来越远”，不喜欢看所谓的“经典”，却对时下的闲书——漫画、青春小说、奇幻小说津津乐道；而大人敦促孩子读名著的初衷也有许多人仅仅出于“有用”——考试、高考会涉及到的目的。这就造成了对阅读名著的价值与意义理解的双重误区。孩子嫌怨名著太厚，难以卒读；家长也未能正确地加以引导。因此，对名著的价值与意义的定位需要及时调整。
第三，本人以为适当地组织学生观看根据名著改编的名片或片断，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也直观地提供了理解名著的一种途径。名著以文学语言形式而存在，语言毕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影视作品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直观的形象，在获得视觉冲击力的同时，还体验到强烈的情感氛围。这种具象化手段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学习外国文学尤其有利。因为，他们由于时间与专业所限，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至少能够让他们很快对作品有一个初步的明晰的认识。当然，改编的影视作品中有很多与原著的精髓是大异其趣的，有的甚至会歪曲、篡改原著。这就存在对影视作品的严格鉴别与选定的问题。经典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忠实于原著，传达了莎翁对爱情、荣誉、生死、家族、复仇等诸方面的认识与理解，而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则离开作者的初衷甚远。在引导学生观看名片时，就一定要有鉴别有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不偏离理解原著的精神文化实质和审美意义的中心。
第四，要引导学生正确地阅读与理解名著，有效地组织讨论与辩论，廓清问题症结所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每个人阅读的重点、理解的程度、欣赏的角度、情感的倾向不同，对作品的评价就存在个人的差异性。但名著往往是经过了历代批评尺度的检验后，具有了相对稳定的评价与定位的“经典”。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和多元解析是可取的，但对作品的评价失去客观标准，一味强调个人的眼光与口味就失去了批评的价值与意义。所以，运用所学的文学理论知识分析鉴赏评价文学作品就需要依据一定的社会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这样，在各自谈论自己对作品的认识与理解后，在对话与交流中，廓清思路、开拓视野，适当引导与强调批评标准的相对同一性，既能形成比较民主的学术探讨氛围又能达到理解名著精髓的最终目的。应该指出的是，并不是通过讨论就要达到统一的认识，形成一种观念，而是在基本认识与理解上“求同”；同时，允许有新见、新解，可以“存疑”、“存异”，但要能够自圆其说，不能单纯地标新立异，片面追求所谓的“反传统”。
总之，外国文学通识课程在高校的开设从理论上考察，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从实践上考察，则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和正确引导。只有从理论上重视，从实践上积极探索，才能使这一课程取得更好的效果，真正提高学生欣赏、鉴别外国文学作品，认识外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斯.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 [M]. 俪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 王宁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金琼，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