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1期
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
作者：孙晗丹 孙建平
沈从文的小说大都完成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作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称得上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边城》借撑船老人的外孙女翠翠同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线索，表达了作者的审美取向。沈从文创作《边城》之时，正处于我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左翼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只崇尚人类最本质的东西”，因而作者对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一直持否定态度。他拒绝“现代”，反对“文明”，发誓“个人的小说决不受近代‘文明’的玷污”。在《记丁玲续集》中，沈从文曾说：“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对“真实”这一概念，作者是这样解释的，“‘真实’，就是超越于现实社会的人的本性，就是世间最原始、最能够体现人的本来面目的事物，就是纯而又纯的自然。”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表现人性”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基本思想，形成了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边城》书中的一系列艺术形象质朴无华、舍己助人、秉性宽厚，洋溢着浓烈的传统道德精神，这正是作者的这种美学追求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体现。长期以来，沈从文个人对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一直持肯定态度，始终认为这些鲜活的生命形式“较为透彻地展示了世间最本质的东西即人性”。沈从文其它小说中的人物特性也大致上如此。
什么是人性：现实社会中有没有不带有社会烙印的所谓自然化的人?生活实践中是否存在不受客观环境影响只同人的天性相合的人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就对这方面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回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有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一方面反对了否定人性存在，或者简单地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另一方面又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人性是由特定的历史、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人的个性，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任何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即个性，但这种个性并非生来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客观决定主观，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名实实在在的成员，都不可能不接受社会的信息，都不可能将自己完全置于“真空”之中。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样一条道理：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必然有着自己的社会圈子，都免不了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都必须接受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事物。世界上没有也决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带有社会烙印的“自然化”的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性的学说共同揭示了人性的一条真理，那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存在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相悖的人性，在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社会里，人性总是具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已经反复回答了人们，一切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社会的人，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即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又不具备丝毫社会色彩的所谓“自然化”的人。
人性，涵盖了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各类事物，她着实可以称为人类发展进程上的永恒主题。《离骚》、《红楼梦》、《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等，都是典型的表现人性、赞美人性、弘扬人性的佳作。但是，这些形式各异的伟大名著都没有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没有逾越时代的客观现实，恰恰相反它们都是紧紧地围绕着特定社会的特定背景，深刻地挖掘出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人性内容，向世人昭示了符合时代精神的人性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求人性，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揭示人性。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是一个来自生活底层的人民艺术家，“沅水上游的大小河滩，遍印着他深凹的足迹和青春的记忆”，投入文学创作后，沈从文将自己的故乡当作了个人小说创作的背景。在他的小说里，湘西是“人间仙境”、是“世外桃园”、是“一片与世无争的乐土”。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人们淳厚善良、遵从古礼、逍遥自得，时时刻刻享受着一种远离尘嚣、无待自由的人生。事实上的情况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通过系统考证，使人不难发现，解放前的湘西地区并非沈从文小说所展示出来的那样一幅修身养性、莺歌燕舞的灿烂景观，而是一个阶级矛盾无比激烈、人民生活极其苦难的社会。在那个年代，作者故里只可能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充斥着欺凌、充斥着压榨、充斥着愚昧，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某种民族的传统美德，充其量也仅仅只是一鳞半爪而已，谈不上是现实生活的主流，湘西地区远远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极乐世界。根据以上理论和事实，我们可以认为，沈从文小说脱离了社会实际，“回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其精心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虽然有骨有肉、个性鲜明，但无时代特色可言。倘若将之与柔石的《二月》、萧红的《呼兰河传》内中的人物形象予以比较，前者明显显得缺乏社会性。这一“败笔”大大削弱了沈从文小说的思想内容，影响了沈从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充分证明，酿成这一具大憾事的根本原因不是作者的笔底功夫没有到位，更非这位文学奇才不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是由于他坚持了“全性葆真、崇尚自然”这样一种失之偏颇的美学追求。
虽然沈从文小说对生命形式的审美把握未达到科学化的水准，然后，从其美学追求的另一方面来研究，这种独特的审美评判却有着它积极的一面，那就是通过细腻刻画善良、淳朴的人物性格，表现了一种伦理的善和道德的美，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激发着人们去鞭笞邪恶，去追求正义。
只要对沈从文的小说有过涉猎，都回自然而然感觉到，沈从文小说中的各类人物形象，皆由一根靓丽照人的红线贯穿着，这根红线就是沈从文长期以来发现并表现着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艺术追求，于具有生活特异性的湘西边陲，构筑着他理想中的美。“《柏子》、《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牛》、《萧萧》、《三三》、(《丈夫》、《虎雏》、《月下小岛》、《新与旧》、《贵生》、《雪晴》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边城》、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等，无不饱含着这方面的特点。”《柏子》从水手与妓女粗野的欢会中表现了一种单纯的人性，《新与旧》从干了多年刽子手行当的老站兵身上闪射出了善良的人性，而三三(《三三》)、翠翠(《边城》)、夭夭(《长河》)等少女形象，更是沈从文所向往的优美人性和人情的化身。正是在理想化了的古朴环境下生活的这些善良淳厚的人们身上，体现了沈从文所确认与崇奉的民族传统美德。
《边城》一书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和与这种追求相一致的田园牧歌情调。《边城》不是写实的，而是抒情的，它着眼的是人性的光芒与人情的淳朴，小说中的那一幅幅已和自然界同化了的生活画面，是与湘西地区息息相关而又超乎其上的一个理想王国。
《边城》精心塑造了翠翠这一典型的自然化形象。她是人的后代，更是大自然的精灵。她“在风日里长养着”，“清风、丽日、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副水晶般的清澈透明的性格”。在小说里，翠翠如同山间的小鸟一般自由，仿佛水中的鱼儿一样欢快，她的一言一行都同自然法则和古老的人生节奏相吻合，以各种自然物的存在形态而存在，以各种自然物的活动规律而活动着。通过翠翠这一成功的艺术创造，作者试图超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在社会上广泛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建立起自然、健康、优美的“人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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