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1期

文学教育是性灵教育

作者:鲁枢元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进入小学念书。学校设在惠济河边的一座破庙里,庙叫“眼光庙”,庙里敬奉的是“眼光老母”,那是一位专职负责医治民众眼疾的女神。庙院中间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槐树,树上吊着一口绿锈斑驳的铜钟。大殿青石台阶的缝隙间长着绿苔和青草,老师们就在大殿里办公。教我语文课的是汪老师,一位矮矮胖胖的妇人,经常穿一件半旧的土黄色、人字呢的外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怎样教会我读书写字的,也已全不记得。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双明亮澄澈的眼睛和她那安详、柔顺的话语。在我迷蒙的记忆中,她的慈善、和蔼,总使我怀疑她就是那位“眼光老母”的化身。
  我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叫施慧贞,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她:施老师一上讲台,就把全班同学震呆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的漂亮。一样漂亮的,还有她那一口悦耳的普通话,一手潇洒的粉笔字。50年代的人远没有现在的人们会打扮,施老师身为人民教师,更不打扮。记得那时她留着长长的剪发,穿一身已经有些褪色的蓝制服,脚上穿的当然也是布鞋。
  施老师的美丽,凭的是她的本色,高高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皙的面孔,清秀的眉眼。但真正感动我们的,似乎还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施老师那略带感伤的神情与谦和敦厚的禀赋。记得第一次上课,施老师就向同学们说,她以前没有教过书,害怕教不好误了大家,希望多多配合,话说得非常诚恳。现在看来,那时的施老师并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甚至也并不拥有高深的专业知识,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当年年轻美丽的施老师如今已经80岁,她仍然是我们那个班上的同学最尊敬的老师,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到她身边聚上一聚,这是为什么?我想,就是因为施老师的人格和性情的魅力。
  在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中,学术上造诣最高、成就最大的,要数我在开封第一高中读书时的王基老师了。他后来曾升任开封市教育局长、开封师专党委书记、开封市文联主席,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研究方面出版过专著,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比较多。但说来也怪,在文学教育方面,王老师给我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印象竟是他的古文范读,读《崤之战》、《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王老师读得总是很投入,抑扬顿挫,高转低徊,声情并茂,回肠荡气,从他的范读,我们已经能够领会了文章涵义的一半。只是王老师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他是洛阳地区渑池县人,带有浓重的豫西方音,但我当时并不觉得。岂但当时没有觉得不好,甚至直到今天我在潜意识中仍然认定古诗文就应当是王基老师的这种读法,或许当年杜甫、韩愈、李商隐就是这样诵读司马迁的!
  我这样讲决不是诋毁普通话,我只是想强调,在那些具体的、固定的字词章句之外,还有一些无定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对于文学来说即那些属于氛围、情趣、格调、气韵、神采一类的因素,那些属于性灵与精神的因素。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有一条忌讳叫“谨毛失貌”,“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过于拘泥于实在的细节,反而会失去事物的整体,失去事物的精微处。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谓“九方皋相马,不辨玄黄”。九方皋是一位“伯乐级”的相马专家,百步之外就能判定一匹马是不是千里马,但却往往连那马是黑是黄还没有看清楚。九方皋关注的是马的精气神,而马的颜色与是否良驷神骏毕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现在的课堂上的文学教育(尤其是各类考试)是否过于看重马的“毛”和“色”,反而丢弃了马的整体的形貌与内在的精神了呢?
  在谈到文学创作的得失时,袁宏道曾这样评论其弟袁中道的诗: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以前,编辑语文课本的教育专家与诗人、文学家就曾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争执,诗人作家认为自己作品中的最“佳处”,语文教育家反而认为是“疵处”,要删,要改。而我们的语文教师、语言专家历来最得手的就是从别人的文章中挑“别字”,挑“病句”,即挑尽“疵处”。看看袁宏道的议论,岂不知“疵处”还往往有胜过“佳处”之处!记得以前有一位先生讲课时总是精力充沛甚至过剩,言之不足,便忘情地手舞足蹈起来,一到这时,讲课就会出纰漏。比如,讲毛泽东主席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老先生竟会脱口说出“那金猴挥舞起金箍狼牙棒”的话,孙悟空的金箍棒上加了“狼牙”,遂留下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笑话。然而,瑕不掩瑜,这位老师的语文课依然最受学生欢迎,因为他讲得有情绪,有性情,有神采,不似那些四平八稳的冬烘先生!
  做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或文学教师,固然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我们不妨仔细想一想,对于文学教育来说,我们现在最欠缺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教学大楼,因为我们的教学大楼修建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排场;似乎也不是关于文学的知识和理论,因为关于文学教学的工具书、参考书、教学辅导材料已经泛滥成灾;似乎也不是教学的方法和技巧,因为“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已经在配套推广;似乎也不是教师的资格、学历,因为“博士”、“硕士”都已经在中小学的讲台上出现……我们欠缺的似乎是一种无法计算、难以考量、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那就是对于文学的爱,发自内心的爱,欠缺的是对于美的敏锐感受,对于善的由衷同情,对于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与崇拜,对于自己的精神与性灵的涵泳与守护……这实际上已经酿成了文学的危机与文学教育的危机。
  在当前的文学理论界,“文学边缘化”、“文学消亡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教育”如果还存在,也已经成了一个愈行愈远的话题。且不说很早以前,政府选拔人才要看你会不会写赋吟诗,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男女的征婚广告上往往还能见到“喜欢文学,热爱诗歌”的字句。这在如今,大约只能成为笑话了。在现在的文学教育中,“文学创作”不如“应用写作”,“文学”的价值远远赶不上“文秘”的用场,文学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至今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失去文学的严重性。
  我始终认为:诗与人俱在,文学与人俱在,文学性就是人性,文学的兴衰总意味着人性的丰盈与贫瘠,文学教育应当是国民素质教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篇酝酿已久的文章写下去,只是我不能把它写成标准的理论文章,无法用概念、推理、判断的逻辑方式进行论证,我只想列举一些前辈学者在文学教育活动中的例子,说一说我自己的感动或感悟,幸或会对当下的文学教育者、被教育者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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