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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与禅意的交融例析
作者：袁宝玲
唐代也是诗歌与佛教新变繁荣的时代。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化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禅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是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是物我合一的方法与境界，与诗歌的本质是可以相汇通的。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认为：“诗和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着极微妙的联系，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价值取向之非功利性”、“思维方式之非分析性”、“语言表达之非逻辑性”及“情感特征表现主观心性”等。孙武昌《诗与禅》认为：“禅宗与发展，正越来越剥落宗教观念，而肯定个人的主观心性，越来越否定修持工夫而肯定现实生活，而心性的抒发，生活的表现正是诗的任务。这样，诗与禅就相通了。”袁行霈《诗与禅》一文指出：“诗与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他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
历史上的“禅”是一门“玄学”，只有到了“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及禅宗由偈颂向诗偈流变的诗文化阶段，才诱使禅学挣脱枯燥繁琐的经典教义的说教，而指向诗之意境的审美与参悟。禅宗的智慧则使诗由拟古而趋向直观及诗意、诗趣的融合。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
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的确，禅宗的智慧以一种迅捷锐利、含意深刻又有任意联想的语言特征表现思维的机锋，从而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又蕴含着哲理智慧的语言世界。禅的“拈花妙谛”、禅的“活参”、”“妙悟”、“空境”，不仅与诗的意境相通，而且相当大程度上浸染了诗人的心态，使唐代诗人的艺术思维产生了飞跃。试以王维与柳宗元为例来分析。
一、王维诗作与禅意
盛唐王维号称“诗佛”，他的诗是唐代诗人中最能传达出禅悟的过程、体验与境界者。这一方面是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坚持较为严格的宗教实践，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味，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就在这种禅境之中，宗教体验竟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的爱抚、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派兼收并蓄，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他用“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
当诗人王维具备了“空性无羁鞅”、“浮幻即吾真”的认识之后，便自觉地去除因为执虚为实而带来的种种世俗缚累，“无羁鞅”的诗人在自然山水境界中常常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他是那样既无心而又有意地观照着自然界云生云起、花开花落种种纷纭变幻的色相，他说：“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寒空法云地，秋色净居天”。（《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变幻莫测、虚空无常既是诗人之真性，也是自然界万物之真性。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只有在“夜坐空林寂”时，诗人才能感觉到“野花丛发好，谷鸟一身幽”；由于心境特别虚静，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在静悄悄地向自己衣襟上爬来。如此奇妙得不可思议的幻觉通感，如果不是心境极其虚静的诗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这就是静穆观照与飞跃生命构成的艺术二元，而王维也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与大自然和光同尘，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的。
王士桢说王维五言绝句“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王维的这些山水小诗为什么能形成如此深邃玄冥的境界？因为诗人对山水自然美的体验已经进入佛教空幻寂灭义理层次了。他在其宗教体验与审美的融合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因此，他诗中的山水景物表现，既构成了一种“禅”的状态，也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无论从哲学境界还是艺术境界而言，都达到了一个极灿烂极澄明的境界。
王维禅宗的思想发展也有前后期之分。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未两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的渐修手段去“制伏”。
王维入仕后遭受挫折、打击，他黯然思退、思隐，但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在出世入世之间，激发了他巨大的才情，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催动了王维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后期诗作均达到“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的胜境。试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相合，令人深深地感受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的妙谛，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了诗作，不露半点痕迹。又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月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枯叶的稀疏，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沙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叶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禅宗“自性”真髓的缘故。《辛夷坞》对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本未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需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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