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5期
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内在矛盾
作者：张玲玲
梁启超在诗论方面的成就主要在于其率先提出并倡导了“诗界革命”。显而易见，梁氏此举之目的无非是希望诗歌走出疲软衰微的局面，以助其维新改良之大业，进而一展昔日诗歌之风采。但梁氏“诗界革命”的路向(“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使得其革新诗界的苦心并未收获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梁启超在其作《汗漫录》(又为《夏威夷游记》)中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1]对于因袭模仿、难有创意之不良风气的深恶痛绝，固然是梁氏高扬“诗界革命”大旗的动机之一，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为维新变革鸣锣击鼓，也不可不视为梁氏提出这一号召的又一原因。
二
梁氏认为“诗界革命”的路向便是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2]显然梁氏这一主张是拿老坛装新酒，暂不论其价值和意义，先看具体内容。梁氏认为近世诗人能溶铸新理想以人古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3]黄遵宪《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一诗之所以被梁氏收入其《饮冰室诗话》且备受推崇，不过是因为该诗“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4]之故。梁氏对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称赞有加，认为“纯以欧洲意境行之”，“陵轹千古，涵盖一切”，无非是因为赞颂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及对地球自转的科学发现。勿须再多举例说明，梁氏所说的“新意境”其实就是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哲学观念、社会理想及自然科学、物质文明。
这样看来，梁氏所谓“意境”与王国维所用的“境界”就相去太远了。王国维所用的“境界”是指情景自然交融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主要是从审美的层面借用西方理论来论诗“境”的，真正融贯了中西，参之以自身的创作经验，标举“境界”，确实有探本之功，也难怪说“到了王国维，中国传统诗学才真正与西方近代哲学、美学接榫”[5]回头再看作为梁启超对“诗界革命”最为重要的界定和要求的“新意境”，与审美几无瓜葛，根本不可能将其划入审美范畴。其实，梁氏等人力倡“诗界革命”的初衷和宗旨正是利用诗这种工具来宣传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立宪等政治思想观念，以诗鼓吹变法图强，观其根底，则可视为传统“诗教”论在近代特定语境下的演绎。这一点与梁氏对小说、新文体所寄予的厚望是一脉相承的，功利政教思想过重。梁氏对于“诗界革命”的论述勿庸置疑地着眼于诗的功用，最念念不忘的是其政治层面的价值，这就难以避免地犯了“职业病”，仿佛诗中只要有西方的东西，物质层面也罢、精神层面也罢，便可为梁氏所推崇所嘉赞。如果理解了梁氏当时急切渴望变法的良苦愿望和焦灼心情（现代性焦虑的表征），便可理解和原谅梁氏之缺乏深度的惊喜与急切。
当然，梁氏也意识到了机械性地以西方的东西入诗而造就的“新意境”会流于肤浅，显得幼稚。[6]这一意识当然也包含着梁氏对“新语句”的规正和期望。
依梁氏理想，“新意境”是以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为前提的，而当时“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这就难免使得“诗界革命”在实践操作层面只得西方皮毛，流于浮泛肤浅。其理想中的“诗界革命”，仍缺乏对诗美诗艺的深微探讨，因为梁氏所谓的“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仍不过是侧重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学说，说得宽泛些，便是“欧风美语”。
不过对“新语句”的要求，其实梁氏总还是有个大致标准的，[8]并非无限放宽，该类词句既当新时，又不可过分生僻，应较为流行，至少能为一般知识分子所理解。
总之，梁启超所谓的“新语句”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不过是输入西方新思想、新观念、新学说等新事物的工具。按梁氏所设想，其“新语句”所应该起到的作用也不过是宣教，这和其“新意境”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
三
梁启超为何要将“古风格”定为“诗界革命”的主要要素之一呢?这点值得稍加探讨。本文以为之所以如此，存在主客两方面的原因。
梁氏本人国学功底较为深厚，这一点应该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其少年之学多为国学，虽稍猎西学，也不过皮毛。中国传统诗文对其影响应该说是深远的，那么梁氏对这种传统的“古风格”情有独钟也就不难理解了，从其诗论中可以见出：梁氏对“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之诗的评赏便是一例。林诗与“同光体”颇似，有“祢宋”之象，而梁氏正是对这种“古风格”颇为称赏，说林诗“孤涩似诚斋，却能戛戛独造”[9]。其实梁氏本人与同光体理论家陈衍交谊颇厚，尤其在中年之后。梁氏将陈衍鼓吹“同光体”的《石遗室诗话》连载于梁所主编的《庸言》报上，不能不说梁氏对同光体这种古风格颇为青睐。另外，从梁氏与其师友同仁的往来赠答可以看出，其对传统诗文的文雅风格还是颇为欣赏的，就是说梁氏并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脱离传统清雅文人的“品位意识”，不愿过分流俗，其“精英”思想难以根除。这样，梁氏“诗界革命”选择了“古风格”就有了其主观上的潜在因素。
梁氏所处的时代应该说是个大转化的时代，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化，传统文化中的诗歌也随之向现代诗歌过渡，诗的体裁风格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新体诗基本上还未出台，即便偶有展露者，也不可能被接受，只会被视为异端邪物。与此特定的时代相应，诗歌也就只能是过渡性的，而特定时代的梁氏也只能以此将就了。另外，既然鼓吹“诗界革命”，当然需赢得较为广泛的支持。“古风格”的诗歌在当时还是占着绝对地位的，梁氏此举，想必还有“拉赞助”的幕后苦衷吧。这种情形与其提倡“新文体”时的情形大有相似之处。
梁氏等人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保留一个封建帝王，不无缺憾，而在诗学上则保持了“古风格”，这二者似乎有内在相通之处。据丘逢甲对“诗界革命”的评价，“诗界革命”其实也就是一场“诗界维新”，梁氏等人发动“诗界革命”的宗旨也正是为他们的维新活动服务的。
梁氏对诗的这种“革命性”要求，显然是拿老坛子来装新酒，但这种“新意境”、“新语句”却对“古风格”起着解构作用。其实梁氏本人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评价其仰慕有加的黄遵宪之诗时就分明意识到了这种现象。[10]黄遵宪既重风格，自然尽可能避免新语句的冲击。其实岂止是“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梁氏所倡的“新意境”也与“古风格”难以相容，也就是内容与形式不相协调。既然“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不相适应，使得“古风格”难以一展其往日风采，势必削弱其效果，以至消解在所难免。反过来，“古风格”也束缚着“新意境”、“新语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当然，旧体诗的消亡也并非单靠这点解构作用就可完成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其所得以生存的“语境”在逐渐消亡，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总的看来，梁启超论诗，尤其是淡出政坛之前，基本上是从政教层面进行的，很少真正从审美层面进行诗美诗艺的探求，这与其前期总的文艺思想的特征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除了与梁氏的身份和职业有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诗界革命”与“祢宋”诗学的关系。
参考文献：
[1][2][6][8][10]梁启超.汗漫录[N].清议报. 1900-2-10(35).
[3][4][9]陈引驰.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A].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38,357,365.
[5]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05.
张玲玲，女，汉族，安徽濉溪人，安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