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唐代文人的隐逸风尚浅谈
作者：马 瑞
隐逸之风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层面，并非始于唐代。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儒家正是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作为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道家更是主张逍遥于天地之间，走隐居遗世的道路。因而“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成为后世文人互补的人生道路，“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阕”也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
唐代，统治者在宗教和文化上将儒、道、释三家思想兼收并蓄，这对文人思想的活跃形成了有利条件。但文人们在政治上的挫折和仕途上的艰难，也使文人们在思想上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产生了隐逸思想。再加上唐代社会较安定，经济较繁荣，给文人们提供了悠闲生活的物质条件。于是，求仕困难的文人由隐而仕，去走“终南捷径”；有高官厚禄的文人，边隐边仕，名利双收。一时之间，隐逸之风在文人中盛行起来。可见，社会历史条件、文人的个人遭遇、气质等方面与唐代文人的隐逸思想的形成，隐逸风尚的盛行密切相关。
一、兼济天下与功成身退
唐代文人和历代文人一样既怀抱治国平天下的经纶大志，又以功成身退作为人生美妙的归宿，以求达到人生美的极致。
但在唐代文人中，由于各人的生活道路不同，和受到所处的时代条件的限制，能够在出仕与归隐上进退自如者及少，虽然如此，绝大多数文人仍是自觉地把兼济天下与功成身退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尤其是初唐、盛唐时期的文人。在这方面，李白是有其代表性的。
盛唐文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突出表现了出来。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遍访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于是，他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的“终南捷径”，以实现“济苍生”的宏愿。虽然李白的主导思想是功成，而不是身退；但社会现实又堵死了他实现政治抱负建功立业的道路，因而他一生的几次隐居，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即使做隐士时，他也心存魏阙，期望功成，并且为此奋斗终生，而功并未成，准备身退终未真退，李白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
安史之乱深刻的教训使得集权制度日益走向独裁专制，集权制度与文人阶层相对独立地位在初盛唐时建立的和谐统一平衡关系已烟消云散、恩断义绝。于是，在如此深刻的危机之中，一部分理性清醒的文人、士大夫对人生与社会进行了重新审视。此时，他们虽然也有建功立业的要求，但功成的决心相对地减少了，而身退的向往却大大的上升了，可以说是功未成而身先退了，在这方面白居易最具代表性。
处在中唐的白居易，青年时代强烈追求功名，仕途顺利，并没有坎坷的遭遇和有志难酬的苦闷。但在这时，他已经很自觉地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杂糅起来并明确地表示：“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与元九诗》）。被贬江州后，早年的理想在现实中渐渐消磨，避世缄言，将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但是，白居易功成的思想虽然大大地消退了，却并没有彻底身退，而是采取折衷的办法，为自己安排了一条令许多文人在行动上效法的“吏隐”的道路。
二、倾轧政治与奉佛学道
使雄心勃勃的唐代文人们在处理功成与身退的关系时，态度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正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的政治斗争和坎坷的仕途经济，使文人们在仕途上不仅更难有所作为，且常有性命之虞。作为士大夫，在人的层面上总是希望保持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我。但是，这种相对独立的要求与封建集权制度发生了龃龉。皇权要求他绝对服从，而新的社会体系又要求他抑制独裁或专政来维持平衡。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斗争中，尤其是李林甫把持政权时期，比较正直耿介、放诞狷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排挤、暗算与陷害。如张九龄、严挺被排挤出长安，李邕被杀。市朝倾轧，宦海浮沉，使士大夫随时可能身陷囹圄。但是，这种危险与人格堕落的危险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为了不丧失自我，保持自身的人格独立，他们不得不退出政治斗争的旋涡。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那么怎样来解脱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呢？他们既可以从行动上归隐山林，终老烟霞，也可以从思想上遁入空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后者，因为古人强调“隐”主要在于人的内心。又由于这些文人此时需要镇静剂，需要止痛剂，而宗教恰好是精神的鸦片，给他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因而，颜真卿炼丹，贺知章上书请度为道士，李白“赐金放还”后正式入道，白居易“吏隐”，潜心向佛，柳宗元在佛教中寻求解脱，这样做，既可以表示出他们对于世俗的傲岸态度，又为失去的希望求得了另一个安身之地，从而使心境维持一种平衡状态，于是，奉佛学道就成为唐代文人一种重要的社会风尚。这方面，王维最具有代表性。
王维在早年也具有向往开明政治的热情，但是，在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渐渐感到仕途生活“既寡遂性欢，恐遭负时累”，开始对政治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消极态度，并从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自觉地遁入空门。他在长安供养和尚，以玄谈为乐；在蓝田辋川别墅，与道友泛舟往来，弹琴赋诗，寄情山水，吃斋奉佛，以禅诵为事。最后，竟完全变成了一个佛教徒了。
可见，在唐代文人隐退后的奉佛学道生活的背后，在他们闲静孤寂的心灵深处，隐伏着多少辛酸，多少悲愤啊!
三、身在江湖与心存魏阙
在唐代文人中，纯粹为享受山林之美的生活情趣、从行动上归隐山林、超然物外的真隐士确实有，如张志和、陆羽、陆龟蒙等，这些隐逸文人虽然一心出世，寄情山水，但尘世之人并未遗忘他们。他们越是敦品励行，保持廉洁，越是能赢得很大的名声。因为，隐士向来就被作为时世清明的象征来看待的。因此，历代统治阶级都把举用节操超逸的隐逸之士，当成一件大事。朝廷既然看重隐逸之士，于是天下“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新唐书》）。这些文人不再辛苦地去考科举，而是以退为进，以隐沽名，待时而动。当时“举逸民”的征辟制度又流行于形式，给了他们投机取巧的机会。于是，文人们对这条入仕捷径趋之若骛，吴筠就是通过这条捷径而步入仕途，李白做隐士时也心存魏阙。即使是被后世称为“隐逸诗人之祖”，以布衣之身隐居终老的孟浩然也并不是自觉地为隐居而隐居，自愿疏离官场的。他也曾热衷于仕途，期待朋友的援引，掌权人的帮助，早年也曾为仕而隐。直到中年，科举再度不第，他才充分认识到官场的污浊、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不平，是现实的挫折把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拦腰截断之后，他才再度归隐。说到底，他的再度归隐乃无可奈何之举，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境遇又恰恰根源于仕途的失意。直到晚年，他才真正把更多的目光投注于自然山水，寻求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境界，作了一位“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的逍遥隐士。
隐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人生形式，是自古存在的。而唐代文人们由仕而隐或由隐而仕的经历更是体现了一种的心路历程，这里有攀登、斗争、机诈、拘束、压制、甚至是残酷迫害，也有苦恼、厌倦、悲观、寂寞、悲哀、孤独、慰藉和享受，辛酸而波澜起伏。他们的人生犹如一部厚重的史书，读之，今人感慨万千。
马瑞，陕西绥德师范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