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从先锋小说到新写实小说的生命意识
作者：陈明辉 徐肖楠
在先锋小说里，生命个体在历史时空中成为被凸显的主要对象，充满了具体的人性内涵，具有超越现实的诗性特质。传统小说的历史书写由于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生命意识，往往着力突出历史的政治性，生命个体不是表现的主要对象。而先锋小说由于具有对生命自由、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其叙事中历史书写往往与生命、人性书写密切相联。浓墨重彩地表现历史时空中的生命与人性，成为先锋小说的一大特点。例如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在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的历史时空中铺展其对生命与人性的书写。他将一个离经叛道的爱情故事写得凄婉动人，将丁问渔的痴情怪异和雨媛的美丽纯净表现得深入人心，而不是着力于战争与政治；苏童的《妻妾成群》，成功地塑造了颂莲这么一个特别的女性形象：她受过新式教育、具有人文情怀，却自愿嫁入富家作小妾。小说对她的情感、际遇进行了丰富细腻的描绘，她多情妩媚，在争夺家庭地位内院争斗中，因不泯善良本性而发疯。小说在这样的叙述中超越了惯常的政治性反封主题，进而深入到生命人性主题的表现。在这样的小说作品中，历史作为生命存在的背景而呈现，成为一种人性化、感受化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因生命个体所迸发出的生命光彩而显得丰富迷人，生命个体也在这种丰富迷人的历史时空中恣意挥洒显得诗意盎然，历史与生命个体相得益彰。
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新写实小说没有承接先锋小说的生命意识，而是转向了先锋小说的对立面——从历史、人性的宏大生命退向平庸、琐碎的现实生存，用形而下的现实烦恼瓦解了先锋小说的诗性生命追求。先锋小说中对历史与生命的思考追问，在新写实小说这里变成了一地鸡毛、变馊的豆腐、孩子的尿布、夫妻的嘴角……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作品，以关切、认同的态度，来描述平庸琐碎的现实生活，写普通市民的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状况。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侧重关注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书写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悲哀无奈和随波逐流。刘恒《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关注于现实人生的基本生存欲望，表现了现实生存困窘中人性的扭曲。这些小说在貌似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潜藏着沉重、无奈的情绪，表现出对平庸琐碎的现实的认同、无奈和迷惘，缺乏以理想主义精神超越现实困顿的诗性追求。新写实小说将社会意识的变化直接在文学作品中加以表现，把现实生活直接搬进文学中去，以现实取胜，艺术性较弱。这样的小说所具有的是一种比较平庸、肤浅的生命意识。
纵观从先锋小说到新写实小说生命意识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先锋小说在非政治化、非现实化的历史中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性生命意识，而新写实小说则与现实对应，陷入现实的迷雾而放逐诗性，表现为世俗化的平庸生命意识。这种巨大的变化有着复杂的原因。新写实小说生命意识的变化虽然有文学自身追求发展和突破的原因，更重要的却是外部环境发展变化及其所导致的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产物，其中社会意识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这里的社会意识方面的原因既包括社会意识根源，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急遽变化。
社会意识根源方面的原因是导致新写实小说生命意识变化的深层原因。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历史以及曾发生于这段屈辱历史中的文化断裂，使得中国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产生一种潜藏于心的不信任感。在这种不信任感阴魂不散的作用下，中国人形成了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非理性态度：要么是盲目夸大本民族文化的优点而沉迷于历史和传统文化，要么则崇洋媚外而否定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种对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态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民阶层兴起的背景下，在市场化推波助澜的合谋中，成为导致新写实小说逃避历史、只关注个人的现实生存的社会意识根源，为新写实小说的风行提供了可能性。
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意识形态的急遽变化，导致了旧价值体系的崩溃；而这无疑是使新写实小说生命意识走向现实化、功利化最直接的原因。旧价值体系的崩溃作用于文学领域，直接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变化，作家们因为对自己曾热衷追求的理想、崇高、宏大的失望，转而将视线投向与之相对的现实生存，对历史、宏大和崇高采取彻底背弃的态度。新写实小说的书写，背离了五四以来文学的载道传统和启蒙意图，告别了革命文学里对革命的歌颂、远离了政治化意识形态小说中对现实政治的迎合、也放逐了先锋小说中对生命诗性的追求……在对鸡毛蒜皮、吃喝拉撒的津津乐道中，新写实小说几乎远离了一切可以称之为崇高和理想的东西。
社会意识形态的急遽变化所导致的读者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对新写实小说的生命意识回归到现实生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政治化意识形态到市场化意识形态，人们逐渐由追求历史、崇高、理想转向远离历史、消解崇高、背弃理想，人们在市场化浪潮中随波逐流，醉心于市场化带来的利益追逐、个人得失。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是没有历史的，个人利益、个人欲望的实现与历史关联不大。对于背弃了理想、丧失了诗性追求的个体来说，历史不仅不能带给他们倾心关注的现实利益，而且往往蕴含了许多与市场化原则不一致的东西，甚至成为个人追逐现实利益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写实小说对历史的逃避、对现实生存的关注，刚好适合读者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求，成为唤起读者共鸣、为读者提供心理宣泄、甚至为读者在现实利益的争夺中提供武器的工具。例如后来一些揭密官场权术的小说，因为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学习权术、争夺现实利益的工具而大受欢迎。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写实小说对历史、宏大、崇高的逃避不仅是文学观念变化和意识形态市场化的产物，也是迎合大众口味和市场口味的结果。
对于从先锋小说到新写实小说生命意识所发生的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化的加以肯定或否定。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时代和文学语境中，这种变化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
在80年代后期的文学语境和社会语境中，新写实小说企图以原生态再现生活现实的努力，对于清除政治权力意识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曾经产生过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小说在对现实生存现象的描摹中表达其生命意识，以对“原生态”现实的客观再现来实现其对生命的别样关怀。新写实小说力求复原出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和加工处理过的生存本相的尝试，具有一种纯化生命意识、回归文学自身的积极姿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拓展了当代文学的写作空间、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笔触伸向了以往不曾触及的角落。
然而新写实小说这种反叛传统写实观念和传统政治化生命意识的努力，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所带来的人们生命意识的普遍现实化，不久就失去了其创新意义；而且后来的许多作品对现实的随波逐流和机械复制，则使得大批新写实小说文本远离了文学的艺术品性而成为一种记录社会现实的文献资料。此外，新写实小说取消作家的感情介入、以“零度情感”来反映现实的叙事方式，又使得“叙述者的功能弱化”，从而导致文学反思和批判现实的功能弱化。
新写实小说生命意识的现实化平庸化，不仅导致它放弃了文学的诗性追求、随波逐流地成为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而且给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自新写实小说开始的生命意识的现实化平庸化，成为后来中国文学生命意识演化发展的新起点。后来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的生命意识，均与新写实小说这种现实化平庸化的生命意识有着复杂的联系。例如都市欲望写作、身体写作中对现实欲望的关注、对诗性生存的放逐，可以说与新写实小说的现实化平庸化生命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在这样的生命意识的影响下，文学不再成为人们灵魂的旗帜，而是沦落为现实欲望的投影。
陈明辉，湖南沅陵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级美学与文艺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徐肖楠，北京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