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对重建文学本体研究的思考
作者：张细香
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来审视，还是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提倡文艺理论“回到自身”都是明智之举。可惜的是，在文学本体研究这一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文化批评对话语权的争夺使我们的文学本体研究方向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振语言研究以固守艺术的主体性，坚守并发展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极端缺乏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这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一、大美无言：语言哲学的长期缺失
以我们民族内敛型的性格，讲究的是“温柔敦厚”，崇尚感性，精神科学的逻辑性、严密性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开掘。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政教观，强调的是“文以载道”，语言哲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不知能否称之为“哲学”，本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充其量它不过是“入仕”的学问，其思想核心是中庸，思想根源是官本位，注重培养无棱无角的封建统治者的奴才，旧时的文人受其影响很深，几乎个个以“治国安邦”为己任，正所谓“一心不能二用”，对仕途魂牵梦萦般的执着追求使他们之中很难产生流芳百世的思想家、哲学家。
老庄的哲学之所以让今天的我们仍然引以为自豪，因为老子、庄子正是以纯粹的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道”的“悟”，类似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古人敏锐的悟性令后人汗颜，特别是在庄子的《逍遥游》一文中，其语言的绚丽、思维的灵动至今仍然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弦。庄子提出“大美无言”一说，在当时确实得益于天才的灵感的触发，可惜的是，后人对这种“无言”的太过执着和不求甚解导致中国语言哲学的停滞。不求“立言”，我们的理性还能走多远呢？几千年“体悟”的结局，会不会由刻意的“无言”变成真实的“无言”呢？
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则有源远流长的“逻各斯”（logos）传统，它建立在明晰的、可供重复的逻辑推理体系之上，一直坚持通过“立言”获得意义，也用“立言”来表达意义。近代以来，西方解释学实现向哲学的飞跃，一个解释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在20世纪西方哲学解释学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条从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的主线以及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姚斯的直接的师承背景。哲学解释学坚持以语言为主线的诠释学本体论方向，加达默尔说，“存在于讲话之中的活生生的语言，这种包括一切理解、甚至包括了本文解释者的理解的语言完全参与到思维或解释的过程之中，以致如果我们撇开语言传给我们的内容，而只想把语言作为形式来思考，那么我们手中可思考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1]他指出，“洪堡的出发点是，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力量’的产物。凡有语言的地方，都有人类精神原始的语言力量在起作用，而每一种语言都懂得如何达到人类的这种自然力所追求的普遍目标”。[2]他阐述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对于其他生物而存在的世界，尽管它们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而表述的”。[3]因此，“我们将必须探究语言和世界的关联，以便为诠释学经验的语言性获得恰当的视域”。[4]解释学不仅力求解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且将之应用到语言的实践，直接导致接受美学这一影响巨大的批评理论的诞生，它第一次系统地将读者纳入文学本体研究的层次，在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中，展开了一个不断迎纳新的视野的文学理解的世界。
二、符号体验：从语言探索走向心灵探索
我们认为好的作品，通常是审美性强的作品。然而，文学的审美接受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可读性与审美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读者本身的生活经验、兴趣、个性、阅读视野等所谓读者的前理解千差万别，所以不同的文本拥有不同的读者群，这不足为奇，况且多元文化和大众文化本来就是全球化背景和媒介文化所带来的必然产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西方批评经历形式主义充分发育后所做出的向“外部研究”的转向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运动的结果，如果我们为了和西方批评站在同一起跑线而匆匆转向的话，只能使语言研究这朵迟开的花朵又过早地凋谢。
我们还是从接受角度走进语言的世界吧！接受理论探讨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一种呼吁读者参与实现作品意义生成的写作性阅读。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类文本至少有适度“提前量”，即文本的“视界”和读者的“视界”存在一定错位，存在“审美距离”，读者必须通过调整期待视野、更新阅读经验、提升审美能力，才能体验到语言带来的审美愉悦。本文后面将要提到的先锋派作家格非的作品《褐色鸟群》就是这样一种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阅读游戏的作品。因为这篇小说在语言探索上有新的突破，因而不失为一篇耐读的好小说；不少人认为这篇小说费解，像谜一样让人猜不透，谁知这正是语言的奇妙之处，也正是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这正如新批评理论家兰塞姆所提出的“障碍赛跑”一说，这观念非常符合人们的艺术体验。在文本阅读中，人们常有对故事情节的本能追索，而文本有效的隐蔽或制造的“悬念”延长并强化了人们的艺术体验过程。加达默尔也指出，“很清楚，在浮现和隐蔽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构成作品本身存在的对峙。正是这种对峙的力量构成艺术品的形式水平并产生了使其他一切东西相形见绌的异彩。它的真理不是它的意义的简单表现形式，相反，是它的意义的深奥和深刻。于是由于它的这种性质，艺术品是世界与大地、浮现和隐蔽之间的冲突”。[5]加达默尔认为，“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和解释”，“因此阅读的能力，即善于理解文字东西的能力，就像一种隐秘的艺术，甚至就像一种消解和吸引我们的魔术一样。在阅读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仿佛都被抛弃了。谁能够阅读流传下来的文字东西，谁就证实并实现了过去的纯粹现时性”。[6]他认为，“在理解中所发生的视域交融乃是语言的真正成就”。
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一些基本概念，他用“所指”和“能指”来代替语言符号所连接的概念和音响形象，认为语言单位是由这两项要素构成的双重的东西。布拉格学派中的雅各布逊在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符号的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隐喻和转喻理论，认为这一二元对立的模式分别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和历时性模式，隐喻是选择的、联想的、共时的，而转喻是组合的、句段的、历时的。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中，隐喻占有优势，英国浪漫主义理论家柯勒律治认为，产生于哲学的隐喻，必然要求读者的介入，要求读者去进行“具体”化。而隐喻接受者的想象性反应程度，对于隐喻的最后效果起着充分作用。想象通过隐喻的语言手段敞开了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意味世界，扩展了心灵，因而也扩展了现实；象征的意义含混多义，且不能为理解所穷尽，会不断地根据解释的语言环境或者说根据读者前理解的不同发生新的意义的联系，它活在意味的不断生成中。“象征—隐喻”结构所带来艺术语言的“陌生化”效应给主体心理带来无穷的探究欲望。拉康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正是他将语言理论引入到精神分析中来，他赋予能指以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揭示了文本语言结构下隐藏的话语对主体的霸权。在拉康看来，人的精神世界是由无穷无尽的能指构成的，能指之间环环相连，构成“能指的连环”。拉康断定：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无意识就是语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