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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不绝俗的人生选择
作者：冯艳萍
陶渊明用优美的文笔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引人向往的田园世界，同时他也比较客观的描述了自己一生贫困淳朴、自得其乐的生活。甘居淡泊、顺应生死，追求一种舒适、高尚、宁静的生活，这就是他的人生选择。他就是靠着这种选择进行着艰难的精神跋涉，终于到达了“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的地步，达到了“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同上）的境界，求得了心理上的相对平衡。田园胜境是陶渊明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他精神跋涉的绿洲，是他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
一、陶渊明不绝俗积极人生选择的背景和内涵
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变的时代。在经济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减弱，独立庄园经济逐渐兴起。在政治上，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已经解体，独立的或具有相当程度独立性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历史性的冲击，“读经——入仕——扬名”这一封建文化最高的人生理想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而口谈玄理、不问政事则成为高雅的举措、脱俗的象征,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种局面的出现使相当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在思想深处由国家和皇帝无条件的绝对忠诚、对入仕的极端崇尚和向往转向对个人、对家庭的注重，以及对自我享乐、自我满足、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转变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同时也是魏晋时期“思想解放”和“人的自觉”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们知道，东晋末年是一个政治污浊、战乱纷起的年代。陶渊明自得其乐的田园躬耕生活不可能不受到它的干扰，然而他的田园诗创作好像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以安详静谧的田园取代了骚乱动荡的现实，一句“心远地自偏”实质上是诗人对一种人生哲学的概括。心灵对外物与尘俗纷扰的滤除使得诗人目之所见、心之所想，均为理想化的生活之美，客观的现实环境中更多地渗入了主观精神的因素，纯然客观的外部环境注入了自我的、理想化的心灵色彩。因而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相结合，诗人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忧愁的心灵得到慰藉，激愤的情绪得到释放，田园景色之美得到发现。实际上，正是那份超然旷达的心境，才令诗人有了这份新奇的发现与创造。
陶渊明选择的生活的丰富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农耕生活的体验和认识。陶渊明在亲身参加农业实践的基础上，对农耕的意义产生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卿可观”（《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余俦列，能不怀愧?”（《劝农》）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已有了朦胧但又十分深刻的认识，陶渊明对农耕活动的体验和认识，使得他的整个人生历程比其他文人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扎实的根基。第二、对人际交往的注重和体验。陶渊明与老农的“共话桑麻”一直被传为千古佳话，这一行为的产生与陶渊明对人的价值——所有人的价值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他曾把一位仆人交给自己的儿子，且满怀温情的叮嘱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说明陶渊明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任何一个人都应得到与“人”的称谓相适应的最基本的尊重！这种认识无疑表明陶渊明已成功的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局限，陶渊明一直在积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默契和精神沟通。第三、对读书（实质上是与先哲进行思想和精神沟通）的注重和体验。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使陶渊明充分感受到了“不绝俗”的人生的快乐，体验到有限生活中的无限与超越。正是这种对人生切实的欢愉体验，（而不是阿Q式的虚幻满足）使陶渊明真正感受并深刻认识到自己所选定的生活比“混世”更有价值、更值得追求。如他曾这样坦率、坚定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岂忘袭轻裘（“轻裘”在此是富足的物质生活和极高的社会地位的象征），苟得非所钦”；“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这表明陶渊明并不像有些人、特别是某些伪君子那样绝对否定人们追求富贵的内在欲求的合理性，但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获取富贵是以抛弃自己更加向往和热爱的生活方式为沉重代价的，因此当两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便毅然舍弃了前者，这无疑是理性精神的重大胜利。
通过内涵丰富的现世现实生活，陶渊明还实现了有限度的个人自由。我们认为“自由”是人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积极认真的生活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想、道德、情感、才智等的全面发展，而陶渊明正是以“田园”为基础和依托，通过农耕实践，通过人际交往，通过读书和写诗，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索，实现了自己有限度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就实现了有限度的个人自由。因此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是十分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我们决不否认把个人价值和自由的实现与整个社会的完善结合起来是最为完美的人生选择，但在历史上适合这种结合的社会条件往往是不存在的，而如果在某一特定时代不存在一种比现实的人生选择更完美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种现实选择的相对完美性和积极性。
二、陶渊明对“高密度”和“诗化”生活的积极追求
陶渊明对“高密度”生活的积极追求与时代精神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魏晋思想的显著特点是个性心灵的觉醒和理性精神重新占据重要地位，而这两者突出的表现在对“死亡”真实含义清醒理智的认识（即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不仅仅是构成“人类”的一个无差别的原子，其生命是有限而短暂的），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带有浓重感伤色彩的迁逝感（即生命迁化、时光流逝之感）。既然生命只有短暂的一次，那么面对这具有永恒“悲剧”意味的现实，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短暂的人生无疑常常给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打上一个重重的问号）。这是摆在真正意识到生命有限的深刻内涵的人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个性心灵已经觉醒的人来说，回答往往是这样的：既然生命是短暂的，那么人们更应该珍视宝贵的生命，努力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短暂的一生中最大限度的追求浓烈的欢愉和充分的满足。在陶渊明看来，既然“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杂诗》），那么就应该“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对人生彻悟的境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
陶渊明的这一人生选择归结起来有以下要点：其一，着眼现实，抓住现在。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很容易忽视平凡的现在，而总是在追忆过去、憧憬未来。其二，在摒弃虚名等的前提下，追求实实在在的现实快乐与满足，使自己在短暂的一生中最大限度的体验人生的快乐，并以此为基础使自己经常体验精神升华后的极度喜悦，使人生得到超世的张扬（当然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张扬）。
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使他切实超越了死亡和有限。当成功的超越了死亡和有限之后，生命的有限对陶渊明来说就不仅仅是对人生意义的威胁，与这种威胁相伴着的是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假如人生是有限的，“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巳酉岁九月九日》），便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人生本身也将变得平淡无奇，“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读山海经十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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