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论戴望舒早期诗观的转变
作者：廖传文
《雨巷》一诗作于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诗人此时年仅二十二岁。在此前的两年里，戴望舒曾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及法科求学，课余曾译过法国前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波特莱尔的诗。他在创作《雨巷》时，主要受了魏尔伦注重音乐性的诗论的影响。魏尔伦曾主张“万般事物中，音乐位居第一”。此外，在戴望舒开始诗歌创作之时，自由诗派的诗歌由于艺术锤炼不够，在诗坛上的影响逐渐减少，格律诗派日渐鼎盛。诗人以其对自由派诗歌缺陷的洞悉和对诗艺的锐意追求，很自然地接受了格律派的某些影响。杜衡在《望舒草·序》中就指出戴望舒作诗“追求着音律的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吟’的东西，押韵是当然的，甚至还讲究平仄声”。这首被叶圣陶誉为“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的《雨巷》代表着他对新诗音乐美的追求达到了高峰，可见其早期在诗的形式上追求古典诗词般的格律、平仄、音韵等音乐性的东西是他当时诗歌创作的明显倾向。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诗中的节奏极富音乐性，韵脚的整齐划一，平仄的安排有致，重复的词语，一唱三叹的结构，使得诗情如流水，缓缓而行，却迂回曲折，情深哀婉又回环往复，更兼有古典诗歌的意象，借鉴了李商隐《代赠》中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和李璟《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等名句，成功营造出寂寥悠长的雨巷、梦一般飘过的丁香般忧愁的姑娘等意象，把全诗笼罩在丁香一般清丽却又有雨中淡淡的愁怨的意境之中，可谓优美到了极致。从《雨巷》一诗可以窥见到那时的戴望舒在诗歌艺术上追求的是古典诗词的意境与法国前期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完美融合，在形式上更加追求诗歌的音乐性。
诚然，《雨巷》中韵脚之整齐讲究、音节之回环往复，意象之优美朦胧，是天衣无缝，但这种完美是否刻意而为，这种优美是否失之自然。他对古典诗词的韵律、情境的借鉴可以说无懈可击，但未走出自己的步伐。实际上，戴望舒对他的成名作并非十分欣赏。杜衡在《望舒草·序》中写到：“就是望舒自己，对《雨巷》也没有像对比较迟一点的作品那样地珍惜，望舒自己不喜欢《雨巷》的原因比较很简单，就是他在写成《雨巷》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地反叛了。”在《雨巷》之后他另辟蹊径，大胆地背判古典诗歌的音乐性，终于在诗观上有一次重大转变，开始走出了寻找表达“诗情”的更好的路，并力争“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我底记忆》便是在这条新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我底记忆》一诗也是创作于一九二七年，比《雨巷》稍晚。但它标志着戴望舒诗歌艺术的定型，是从“雨巷”走向了另一片天地。这首诗写的是记忆：“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存在在燃着的烟卷上，/它存在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它在别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它是琐碎的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是永远不讨厌它，/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从内容上看，他用意象来暗示，以简洁追求丰富，以有限追求无限，境界朦胧。诗中充满了矛盾复杂的情感，语言虽客观冷静，但却饱含深情。写出了诗人沉浸在这种回忆之中，剪不断、理还乱，早已厌倦却又无法忘记、但又不能释怀的愁绪难平的心境。本诗感情真挚，是诗人的心灵感悟，相较《雨巷》更加自然、不加矫饰地表露出诗人的内心情感。少了《雨巷》中匠心之作，而多了一份真诚的体验。从艺术上来看，《我底记忆》是戴望舒早期诗观转变的标志，从这里开始，他就将韵律作为“旧锦囊”彻底地抛弃掉了，而决心培育出新的芳草地。艾青也说：“戴望舒起初写的诗是用韵的，到写《我底记忆》时，改用口语，也不押韵。这是他给新诗带来的新的突破，这是他在新诗发展上立下的功劳。”
戴望舒早期诗观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诗论文章《望舒诗论》（后收入《望舒草》时改名为《诗论零札》）之中。该文于1932年11月发表在《现代》杂志上，虽在时间上比《我底记忆》要晚，但它体现了戴望舒在编诗集《望舒草》时的主导诗观。诗人在《望舒草》中舍《雨巷》留《我底记忆》，正说明了《我底记忆》一诗是能体现其诗观的较早的代表作，也说明了从《雨巷》到《我底记忆》，诗人的诗观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将《望舒诗论》放在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来考察可以看到，它是针对闻一多一九二六年五月发表在《晨报》副刊《诗镌》上的《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倡的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而写下的。可以说《望舒诗论》是对闻一多“三美”说及格律派诗论的反驳。
《望舒诗论》第一条“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表明他不同意诗歌一定要讲求“音乐美”。《望舒诗论》第二条“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第三条“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表明他反对诗歌一定要讲求“绘画美”。《望舒诗论》第七条“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第九条“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表明他反对诗歌一定要讲求“建筑美”。这是他从实践创作中体察到闻一多的“三美”说所存在的弊端而有针对性的反驳。后来他进一步的论述“自由诗是不乞援于一般意义的音乐的纯诗”，“诗情是千变万化的，不是仅仅几套形式和韵律的制服所能衣敝”，“每一首诗应该有它自己固有的‘完整’，既不能移植它自己固有的形式、固有的韵律。”从以上的论述来看，戴望舒已完全划清了与格律派的界限，对“自由诗论”或中国新诗的“自由化”有了较为成熟的独立思考。
戴望舒反对诗歌一定要讲求“三美”原则，并不是反对诗歌要有韵律，他认为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固有形式、固有韵律”，如果像古典诗词那样用固定的体式，所有人写诗时都把自己的感情、思想填进去，是不可能作出好诗的。所以他提出了自由诗诗体的最高境界：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望舒诗论》第七条中说：“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选择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他认识到“诗情是千变万化的”，那么诗歌的体式绝不可能是固定的，不能用“仅仅几套的形式和韵律”去“衣敝”那丰富而变化着的诗情、诗意。再看《我底记忆》一诗，全用口语，句子长短不一，每节行数有多有少，呈现出口语的本色美，少了诗歌的音乐性，表现出了对诗的散文美的追求。可见诗人走出了《雨巷》的整齐的韵律和形式，走向了能充分表达“诗情”的自由天地。
《我底记忆》虽不能说已经臻于戴望舒的诗歌最高境地，但在其诗歌创造之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也是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所一直坚持的。从写作《我底记忆》一诗起，诗人逐步摆脱了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风及当时格律诗派的影响，重新审视了诗的音乐性，跳出了整齐的韵律和形式的樊篱，开始了对“诗情”的追寻与探索，在新诗的自由化之路上昂首前行，最终成为现代诗坛中一位现代派的主将。
参考文献：
1、梁仁主编戴望舒诗全编[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9。
2、潘颂德 中国现代诗论40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1。
3、龙泉明 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4、龙泉明、邹建军 现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5、杨四平 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廖传文，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