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胎记

作者:傅 菲




  她眼睛内凹,有黄尘色的眼屎,翻动眼珠,豆腐花一样的白在滚动。“是兰花么?你两天没走这条路了。我算了一下,我菜园洞房那天,我就要抱孙子啦。”我妈去河边洗菜的路上,被她叫住了。她坐在门槛上,腿上横着一根拐杖。菜园是她大儿子。她是在菜园地生下他的,滚热的一坨肉,菜叶包着,用粪箕挑回家。菜园36岁那年,才说上一门亲事。新娘是个轻度弱智,叫水花,是上村的。也是个美人。我妈说,有孙子抱好呀,管她是谁生的。水花是怀胎待嫁的。村里人都猜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一个单身说:“是我生的。夏天割薯藤的时候,在棚坞的地里,下种了。”另一个单身否定了这个说法,说:“大家都晓得,水花上山砍柴,都是我带的。我帮她砍,帮她捆,当然也帮她下种了。”村里人问水花,水花怎么也不说,她嘟起嘴,结结巴巴地说:“他们都不是。我不能说。”从说亲,到洞房,刚好过了一季的稻子。客人边闹洞房,水花边生产。菜园坐在新郎席上,傻傻地笑。盲奶奶说,这个小孩是水边下的种,就叫水边吧。
  你看见菜园的房子,肯定会联想到鸡笼——手能摸到屋檐,青苔吸在瓦楞上,厅堂没有门也没有墙,整座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两扇边门,油烟把杉木板的墙壁熏得油亮深黑。盲奶奶坐在门槛上,脸上绽放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笑容,恬美,水珠一样静,她随时做好了与路人交谈的准备。她花白的头发往两边翻卷,仿佛冬天的野蓖麻。事实上,她唯一的友爱对象是水边。她靠耳朵生活在一个微小的世界里——老鼠在啃破鞋,鸡跳到了饭桌上,猪拱圈栏,一只觅食的猫把碗打碎在地,她并不挪动身子,而是用拐杖敲打门槛,哨哨哨。这是拐杖的唯一用途。她不瘸,走路也不靠拐杖引路。
  从我家到盲奶奶家,大约有110米,中间要穿过舒前列家。舒前列是个避难的移民,有六个女儿,他老婆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路把房子分成两边,右边是卧室,左边是厨房和厅堂。房子很小,比我家的牛圈大一些。我放学回家,就能目睹他家的本质生活。饭桌上的菜肴,是一个家庭的容貌。舒前列用蓝边碗吃饭,哗哗的,几乎不吃菜,只是偶尔用筷子点一下碟里的酱椒。他老婆坐在小板凳上,怀里抱一个,腿上坐一个,一边喂饭一边骂稍大的女儿不懂事。饭桌上,通常是酱椒,豆腐乳,酸萝卜,黄豆,一两个时鲜蔬菜。舒前列高高瘦瘦,力气很大,靠砍柴养家,我看见他吃饭时抽动的喉管和铜铃一样的眼睛,就想起他腰间闪亮的刀。而肥胖的女人,骂了一会儿,自己会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没有泪水也没有鼻涕,干燥的哭声很呛人。我妈这时会出现。我妈把舒前列的六个女儿,从惊恐中解救出来。因为胖女人一哭,六个女儿也哗啦啦地哭。我妈的法宝是端一碗豆腐或一碗咸肉。胖女人抱住我妈,止了哭,鼻涕糊了我妈衣角,抽搐地抖,说:“这样的日子到哪天是尽头啊?”在我十岁那年,舒前列一家迁居到市郊,他住的房子在一场暴雨中倒塌,使我暗喜,因为一间无人居住的旧房,多多少少让人陡生恐惧。直到2001年,我在市区才看过他,他拉板车,在广场的拐角卖甘蔗。他的头发全白了,坐在车子的扶手上,穿厚厚的棉袄。他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他不可能去想象一个孩子的成长,一张与20年前相关而又完全疏离的脸。
  盲奶奶家是我每天要去的。紧挨舒前列家的是一扇石墙门,黏附着爬山虎,蕨萁,青苔。我站在门口,探进一个头,低声叫:“蒙古。蒙古。”蒙古是菜园的弟弟,大我七岁,有一股牛力,摔跤很厉害。一个女声会应和:“蒙古,去放牛了。”那是蒙古的妹妹,叫烂头。烂头剃个光头,长满油疮,几只苍蝇停在疮上,赶都赶不走。蒙古是我能指挥的年龄最大的人。蒙古拖一双补了又补的套鞋,哗啦哗啦,跑出来,说:“柿子皮带来了?”柿子皮是我奶奶每天哄我的,我从裤兜里,摸出几片,说:“我去读书了,你帮我放牛。”
  与我一同放牛的还有金炎,老七,义卿。秋收后的田野素净,亮白。豆子已经收了,还有红薯地没挖,过冬的柴火还在深山。繁忙的农事让村里人没时间打理稻草。那些稻草扎成一个个稻草人,一把把地散落在田里。而一些老人,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捏一根麻绳,悠晃到田里,捡一些干净、洁白、齐整的稻草,捆到河边洗净,翻晒几日暖阳,铺在席子下面,一个阴寒的冬天就变得质朴而温暖。穿过田原急于赶路的陌生人肯定不会记住这些,他只会很留意哪条路怎么走,河流在哪儿拐弯。拐弯处是三户人家,其实是两户,有一户人已经死光了。他一定会记得村里哪棵树最高大,黄墙黑瓦,一缕炊烟系在树梢。在乡间,我度过的时光是短暂的。我仿佛轻易地理解了人生,在时间的腐蚀剂中,人很容易腐烂,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在收获什么,为什么去收获。每当我看见那些散落四野的稻草人,我突然觉得坦坦荡荡,仿佛被大野的风吹得透明。我甚至怀疑那不是稻草人,而是星散在大地上的人。
  而童年,是一团焦炭,火焰没了,温度还在,它会在某一刻燃烧,温暖一个在他乡暗夜里缅怀故土的人。冬天,我们把牛圈当做乐园。我们的牛关在一间矮小的泥房里,棚上堆满玉米秆豆秆。我们翻跟斗,打纸板,跳方格。我们提一个火钵去,用小铁盒炸肉渣吃,炸黄豆吃。他们都没读过书。他们关于枫林以外的事情,源于我稚嫩童声的讲述。金炎大我一岁,即使是寒天,也穿一条单裤。他的棉袄是他一个远房伯伯送给他的,盖到膝盖上,他的手抄进袖筒里,腰上扎一条麻绳。他从小就有轻度的肺病,不时地咳嗽。他父亲早年死于肺结核。有一年,我们都到了对身体羞涩的年龄,去饶北河游泳,他迟迟不肯脱裤子,我们就扒。他奋力地哭,他说,他没有短裤,没办法下河。我一下子呆住了。我外出读书,和我差不多大的村里人都打工去了。老七和他大哥学油漆,义卿做了盲流。金炎始终留在枫林。他几次出去,都失败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了,有一次,他还讨饭回家。他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我对我妈说,金炎结婚,我要送一个礼。而礼始终没送出去,他娶了一个盲流来的女人。到了粮荒,我妈就会送些米给他家,我妈说,金炎身体不好,米都没得吃,还受他哥的欺压。义卿在前几年被判了刑,在温岭偷目鱼,有一千多斤,被抓了。村里人说,其实他没偷,是被另一个人诬陷。他在警局里挨了多次打,他咬牙不说真相。
  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相的蒙蔽之中。比如烂头14岁就结婚了,为什么呢?一个人是怎样衰老的?真相的核心像一枚石头,沉入水底,再也无法辨认。
  老七的家与盲奶奶的房子比邻。蒙古有一个很大的弹弓,拉筋是汽车内胎皮剪的,弓把是油茶树丫。我们躲在老七的阁楼上,瞄准30米外公路上的货车。那是一个俯视的角度,中间的稻田飞舞成群的蜻蜒。越过公路,滚滚的尘埃散去,我们可以看见饶北河,隐没在槐树丛里。它那么慵懒,蜷曲着身子,游动时,液体的鳞片闪闪发亮。货车来了,我们屏住呼吸,仿佛司机随时会发现我们的阴谋。其实是我们暗自害怕。而这正是我们的乐趣。阁楼成了找们臆想中的碉堡。蚕豆一般大的石子,尖利地穿过空气,飞向目标。飞翔的石子是沉默的,它摩擦的空气有火焰,温度瞬间剧烈升高,又消弭于冷却。飞翔无迹,在我们的视线里只是一道浑圆的抛物线。石子一般打在稻田里,或公路上,也偶尔击在车身,也有击碎玻璃的时候。司机急速刹车,停下来,看看碎了的车窗,再看看四周,他从石子飞来的角度,察看阴谋背后的脸。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沮丧地垂下双手,终于破口大骂:“谁娘×的,我们无怨无仇,为什么害我。这是什么鬼地方,要打死人的。”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他重新爬上车,咕咕咕,轰轰轰,他被内心的怨恨所吞没。蒙古咧开嘴,坏笑。金炎抿着鼻涕,头上蒙着几丝蛛网,脸上有景仰的气象。
  那时路边的水沟,散发着氤氲恬淡的气息。夹沟的矮墙上,有一株柚子树,一株水蜜桃树,一丛木槿。桃树开春就把粉红的花苞举过枝头,艳艳的,充满情欲,水面漂着细瓣。柚子树常年散发刺鼻的味道。而木槿的花季那么长,剪了又蹿出来。生活在它们的开放中,显得缓慢,凝滞。被寂静包裹着的喧哗,漫流而过的哀伤,就这样埋伏在一个人的记忆之中。老七的厅堂对着水沟,宽阔的田野并没有把鲜亮的色彩吹送过来,而是把馥荔的植物体香,塞进了空气的隙缝里。厅堂是阴暗的,横梁的投影和瓦的漏光相互交织,构成童年时光的底色。我,金炎,老七,义卿和蒙古,在雨天的午后,会在厅堂里打陀螺,踢毽子,老鹰抓小鸡。有一次,大概是傍晚时分,我突然惊吓得号啕大哭,整个场面凝固了,几秒前的吵闹潮水般迅速退去。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后来听我妈说,是蒙古抱我回家的,蒙古说不清我为什么哭,只看到我哭了几声,瘫软了下去,不省人事。我家里人的惊慌是可想而知的,我奶奶一直守在我床前,没合眼。我说我看见一个裸露上身的妇女,四十多岁,头发麻白,左手托住左乳房,乳房有些溃烂,流黄黄的脓水,妇女靠在中间的圆柱,看我们踢毽子。我奶奶——一个脾气古怪性格强悍的老人,颠着小脚,找到盲奶奶,问这女人是否会把小孩夺走。盲奶奶说,这个妇女死于乳腺癌,有二十多年了,是老七的姑婆。盲奶奶又对我奶奶说,你孙子很难带大,他的眼睛异于常人,你让他学佛吧。
  
  (选自《山花》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