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在绝望的轮回中奔走的鲁迅
作者：覃宝凤
一、愤怒夹着惨伤的“孤独感”
鲁迅曾被毛泽东誉为“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今天，“鲁学”正如当年“红学”一样成为一门显学。然而读鲁迅的文集，更近一些的走近鲁迅，我听到的却是他在《孤独者》中写的那声深夜旷野中受伤的狼的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回到鲁迅生活的历史环境中，发现鲁迅在与各类“他者”的关系中都是一个“异类”，都是一个到处“碰壁”，不被理解，备受攻击与排斥的孤独者。
1、与当时的政党、体制。
国民党当局通缉他，北洋军阀政府欲置他于死地，后来他虽然被视为“左联”的精神支柱，却遭到太阳社、创造社、“左翼”等“无产阶级阵营”的批判和轰炸。对于这些政党、政治集团，鲁迅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同时也永远是一个局外人、边缘人，一个被排斥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2、与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给他们命名为“特殊知识阶级”、“正人君子”，发现他们灵魂深处有“做官”的“官魂”，是善变而无持操的“做戏的虚无党”，是“流言家”。经过一番论战，不仅有了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就是在《朝花夕拾》这样充满温情的回忆散文里也随处可见他对“现代评论派”见缝插针式的针砭（如《二十四孝图》、《无常》、《琐记》、《藤野先生》等篇章中都留有痕迹）。20世纪30年代与新月派论辩，与“第三种人”、论语派笔战，《二心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等便是战绩，就是在今天“行情见涨”的京派当初也被鲁迅视为殊途。对于当时的“革命知识阶级”创造社、太阳社，鲁迅欲联合而遭袭击，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笔斗，“一个也不放过”，这场笔战从20年代一直延续到“左联”时期。
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革命知识阶级，鲁迅都被视为异类，他不仅是政党体制的排斥对象，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边缘人，在旷日持久的笔战中，鲁迅愤怒，但也落得一身惨伤。作为专制的顽强反抗者，鲁迅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北洋军阀的通缉令下虽然满身惨伤但精神昂然，而作为一个以唤醒国民为己任的先觉的知识分子，鲁迅却遭到了同一营垒内部的袭击，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更令他愤怒、痛苦而且孤独。
3、与现实民众的关系。
鲁迅关注“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关注他们的“生存”、“温饱”、“发展”，关注他们“精神的觉醒”，然而他对民众又感到深深的失望。他看到的是民众的麻木、愚昧、安于奴役，甚至说“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答有恒先生》）在鲁迅看来，先觉者、启蒙者命运逃不脱被“众数”吃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怎样》），字里行间透着彻底的绝望感。
二、激进旋涡中的“被奴役感”
鲁迅在“四面楚歌”中，不甘于“荷戟独彷徨”，虽然常常碰壁受伤，却又执著于“与黑暗捣乱”，但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太孤单，他需要同志。1926年11月7日，鲁迅在给李广平的信中说：打算“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两地书》六九）他之所以选择创造社，是因为创造社正经历着革命的转化。在3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几乎是唯一的公开反抗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力量，是反抗现状、反抗压迫的力量，鲁迅要摆脱这种“孤独感”，他想再一次尝试“反抗绝望”。他抖擞精神，从广州回上海后他频频出外演讲：《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文学与社会》、《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他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这明明是妄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彻底否定了文学启蒙的意义；“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新的知识分子是大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都属于革命运动的一翼”。看来，文学艺术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翼，这与鲁迅追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南辕北辙。由此看来，鲁迅在孤注一掷，他甘愿牺牲一部分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也要摆脱“局外人”的孤独感，也要在反抗现状的营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我认同的价值感。然而他再一次感到了“奴隶”命运的袭击：1925年，鲁迅说“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一）现在，他又感到“奴隶总管”们拿着鞭子役使他、利用他。他在盟友中找自己的位置，却发现是一个“被奴役”的位置，所以他愤怒，夹着惨伤，带着彻底的无聊感，觉得自己无助而可笑。正如王晓明在他的《鲁迅传》里说的：“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同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鲁迅最后一个“反抗绝望”的努力终于失败。
三、戴着面具呐喊的“无聊感”
翻读鲁迅的文集，常能发现“无聊”、“寂寞”、“无话可说”、“废话”等充满沮丧绝望的词，这种挥之不去的“无聊感”从五四前夕到鲁迅临终一直纠缠着他。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说在日本留学时，意识到改变国民精神的意义重大，想提倡文艺运动，于是与周作人等一起创办杂志《新生》，后来以失败告终，于是鲁迅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接着就是著名的“铁屋子”的困惑和鲁迅半信半疑、姑且一试的呐喊。杂文时代的鲁迅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虽四面受敌却愈战愈勇的斗士形象，但他对自己的战绩评价为“无聊”二字。1927年他在《答有恒先生》中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在和现代评论派（1925年—1927年）、太阳社、创造社笔战之后，他感到的也是“无聊”：“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华盖集·题记》），让人读起来感到一种沉重的悲哀。直到1936年鲁迅病重，他暗暗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也就不自觉地回头检视自己走过的路，依然是甚觉“无聊”。在1月、5月致王冶秋等友人的信中说：“近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戴了镣铐的跳舞，连自己也觉得无聊，倒想不写批评了，或者休息，或者写别的东西”，他认为“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在这里，鲁迅否定了自己以杂文为“匕首”“投枪”的意义。当一个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拼尽心血为之付出的工作是一种“无聊”时，内心深处应是彻骨的绝望，更让人悲哀的是，这种绝望感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状态。
从“五四”启蒙文学的主将到“左联”时期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中流砥柱，鲁迅终生被一种极端的绝望感、虚无感所纠缠，他奋起振作，却又为自己“被奴役”而愤怒，他竭力反抗而又深感无聊。他总是“于天上看见深渊”，他太清醒，所以他绝望；但他又更求“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于是他“反抗绝望”；他在绝望的轮回中奔走抗争，却又发现自己的无意义，于是给后辈留下遗嘱：“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面对鲁迅这样一个先觉者的苦痛，我不禁思考：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追求个体生命独立和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怎样实现他在社会中的价值？作为一个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他扮演的必然是“永远的批判者”的角色，不断向社会发出“提醒的声音”。然而“声音”需要接收者，并以接收者的价值为标准被选择，或采纳或拒绝，价值实现处于被动的状态。而且作为一个批判者，他必然与各种他者发生冲突，随时面临着被拒绝甚至边缘化的命运，边缘地带的声音往往被人忽略轻视，然而进入中心，却又往往失去精神自由而否定自我。这样，他便只有一种生存方式：在夹缝中思考、呐喊、批判和痛苦——如同鲁迅。
覃宝凤，土家族，湖南石门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