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本真的存在与诗意地栖居
作者：郑泽红
一
“栖居”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阐明了人在世间存在的真理，也设定了诗以及文学艺术精神价值判断的出发点。栖居，就是筑造居处，使人在世间得以持留居住。世间就是人生活其中的环境，包括自然的环境和精神的环境。海德格尔还特别强调：“栖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护。”[1]这里的保护是一种“精神性的保护”，即“把某物释放到它的本己的本质中”。[2]这就是说，尊重自然之所以是自然，即尊重自在、自由。栖居把一切保护在其本质之中，而这种保护也就意味着和平，意味着与自然万物保持一种“和平共处”的姿态。这是一种从存在的根本意义出发的保护，一种精神性的保护，一种至高无上的保护。海德格尔借用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歌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认为：“作诗才首先让一种栖居成为栖居”，“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3]诗意是人的存在根基，诗意是一种自在的、自由的境界。诗意就是人与自然自由自在地相处。孙周兴先生认为：作诗系于诸神的暗示，是对诸神的原始命名，诗人道说就是对诸神“暗示”的截获，进而把“暗示”暗示给诗人面对的民众，预言“诸神的消息”。海德格尔把诗叫做“半神”，因为诗人在神与人之间，诗人把“神的消息”传递给人们。
早在19世纪初期，黑格尔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艺术遇到了危机，“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4]黑格尔认为，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艺术美是诉之于感觉、感情、知觉和想象的，艺术用感性的形式表现最崇高的东西。当下的时代却是一个偏重于理性和理智、偏重于技术和工具，偏重于概念和规则、偏重于职能和权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于艺术是不利的，随着这个时代的向前发展，艺术终将走向解体，走向消亡。海德格尔认为当今时代的艺术成为一种“技术性活动”。科学技术剥夺了人的自然性，压抑并摧残着人的本质。它导致了人精神的贫乏、情感的丧失、个性的扭曲。科学技术使人获得了驾驭自然的自由，但与此同时又将人置于物的必然和强制之下。人愈来愈沉迷于物质追求和消费追逐，成为物的奴隶。因此，当今的艺术已不再是人生存的本源，不再源于存在的真，正日趋衰落、萎缩、退化、变质。贫乏的时代造就了情感的贫乏、精神的贫乏、诗意的贫乏、艺术的贫乏。但尽管如此，海德格尔还是作了进一步思考，他鼓动诗和艺术积极参与造就一个理想的未来，并且期待诗和艺术在这一过程中重放光彩！
在这个贫乏的时代，诗人“由衷地歌唱酒神，觉察离去诸神的踪迹，逗留在诸神远去的途中，并因此而为他们的亲人追寻转折的道路”。[5]一方面，诗人首先看到了别人尚未看到的远古诸神的指号，听到了神的召唤，而不得不执著地追随神，背离这无神的时代，成为真正的“孤独者”，另一方面，诗人又受天命所托而在这个丧失聆听的时代向他的同胞传达神的信息。无家可归也许是贫乏时代的诗人最痛心的感受。在这个时代，沉沦于俗世的人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漂泊感的。只有诗人念念不忘人类被逐出的家园，不忘与神同在的时代。他们成了“家”最忠实的守护者。荷尔德林是海德格尔评价最高的诗人。他不是从技术世界的深渊走来，而是从正在降临的神那里走来，他给这个贫乏时代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在这个背离家园（神、存在、自然）的贫乏时代，荷尔德林所传达的“天命”便是“归家”。作为“家”中的来者，他向漂泊流浪者讲述了“家”（本真的存在）的故事，作为神的使者，他引导着游子们艰难地返回“家”。
二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名言在现代社会的思想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对生命与世界意义的揭示，已成为今天诗人和诗学的使命。真正的诗学是一种对存在生成价值与意义的追问，是对世界意义的追寻，同时也是对人的生存空间、人的整个活动过程的意义的探索。诗人与诗的命运成为新世纪人类命运的象征。也许，诗意本来就不为我们这个快节奏的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而存在，但人类“对诗意生存的追求，却是人性中永不泯灭的一面，也是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6]
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日益淡化,人们被抛入了物的世界，一切都为实利目的所侵袭。人的精神生命显现出贫乏性，理想价值坍塌，人们丧失真诚、信念、理想、正义，人的生存质量、处境令人担忧。今天，面临重重困境之时，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在新的世纪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将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新理性精神的核心，也许就是对人的生命存在、对人的意义的价值的追问，是人和自己内心独处这一价值询问的境界，也就是“诗意地栖居”。
然而，当人们追求“诗意地栖居”时，诗人却自杀了。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中，人的焦虑被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西方人经历了上帝之死，父亲之死，知识分子之死，作者之死，一直到人的主体性之死的灾祸。“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7]诗人可以以独特的体验方式，把现实浑浑噩噩的生命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返归本心的、诗一般的生活。然而，在价值错位的今天，诗在伪诗中日益贬值，伪诗人们开始以轻浅谑浪的文字游戏，去掉了沉甸甸的价值关怀，使伪体验走上诗的祭坛，本真意识在诗中失落了。20世纪末出现了一连串诗人自杀行为，一个人活着需要足够的耐力，选择死亡却更需要莫大的勇气。诗人自杀，亦使其生命价值重新显现。也许从孔子“杀身以成仁”、孟子“舍生而取义”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就有直视本心、直观灵魂的内蕴。从喧嚣纷扰的现世退回内心，保持心灵的真实，是中国诗性哲人不懈的追求。在这痛苦与狂欢交织的世纪，在这充满希望与绝望的历史转折点上，在诗人自杀、诗意消隐的时刻，我们重唤真正的诗人出场。
新理性精神强调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新理性精神坚信人要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是为了维系其自身的生命，人通过其自身的实践活动，总是指向什么而被赋予目的性，形成其活动的意义与价值，改造自己的生存，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人有肉体生存的需要，要有安居的住所，因此他不断设法利用自然与科技，创造财富，改善与满足自己的物质条件。而同时他还有精神的需要，还要在其物质家园中营造精神安居的家园，还要有精神文化的建构与提高。人与社会大概只能在这两种需要同时获得丰富的情况下，才能和谐与发展。在这人的精神家园里，支撑着这无形大厦的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在人遭受苦难陷入迷惘的时刻，人的生存的挫折感是真实的存在。“文学艺术无力挽救世界，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现实生活的失衡。”[8]文学艺术是营造人的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部分。文艺应该揭起人文精神的这面大旗，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当西方哲学家宣布这也死亡，那也死亡，无疑相应地在文学艺术中也掀起了一股非理性主义乃至反理性主义思潮。新理性精神主张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