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电视剧《京华烟云》与原著比较谈
作者：吴雁琴
可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不由得让人想去重读原著。张永琛改编过的《京华烟云》虽不能完全说是败笔之作，但与原著已大相径庭、面目全非。电视剧本和小说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自然不能直接搬来用，必须经过一定的改编。诚然要既保持原著之精髓，又要好看，吸引观众的眼球，并非易事。但既然是改编名著，就要尊重原著，不能把其中最实质的东西丢掉。试想，如果一部部名著都被如此改造了，如果大家看到的名著是通过这种扭曲的途径，岂不是一种悲哀！
以下从几方面谈谈对张永琛编剧改编过的《京华烟云》的看法。
一、全剧基调背离原著精髓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在全世界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即以“幽默”、“闲适”的笔调写“性灵”，成为现代散文“谈话风”一派的宗师。1936年他携家眷赴美国教书和写作。在美国的文学创作，林语堂主要是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英文向西方社会全面、深入地介绍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华人。《生活的艺术》一书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40余次，并为11种文字所翻译。林语堂在该书中将旷怀达远，陶情遣性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1937年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1938年春，林语堂想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把中国的文化美、人情、人性之美向世界介绍，愤怒地向全世界人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就正欲摧残具有这样美的中华传统文化。后来考虑《红》的背景康乾盛世距当时已有230多年，与中国的现实距离太远，最后决定自己写一部小说，客观地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1]于是在《京华烟云》中就构设出了这样的现代中国人的形象，从中显现出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文品格和精神。《京华烟云》自1939年底在美国出版后短短半年内即行销5万多册，美国《时代》周刊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1975年该小说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我国现代文学较早走向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由于该小说如实地反映了中国20世纪前40年的现实，所以又被誉为“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享“现代版《红楼梦》”之美誉。
林语堂以他从容主动、大度自信的写作在海外壮大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声威。他有一幅有名的自评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深厚的西方文化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真情，使他超越本士文化之上，用宽容、公正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批评，这使他的文学创作的意义甚至超越了文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林语堂的创作宗旨是想把中国、中国社会、中国人文，在文化的意义上呈现给世界，向黑暗岁月中不了解中国而鄙视中国的外国人展示真正的中国文化。字里行间渗透着作家对中国人生活艺术的由衷赞叹，对本土文化的钟情及对中国深深的热爱。
在这一点上，虽然张永琛编剧说因为林语堂的缘故，在他所有的剧本中《京华烟云》是他的最爱；但他改编的剧本却激不起人们对中国智慧和文化美质的艳羡，更体会不到林语堂先生所反复宣扬的文化理念和人文理想。这种与大作家的隔膜，这种对大作家的不尊重，使全剧基调完全背离了原著的精髓。
二、人物关系及重要情节遭乱编，主要人物人性被严重扭曲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京华烟云》无疑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起笔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城，木兰随全家逃难被丢；落笔于1938年抗战初起，木兰在逃难人群中拣起一个个被遗弃的孩子。历经满清衰亡、民国初建、军阀混战及抗战初起等几个不同时代，真实展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恢宏场面。其细腻的表现力、深沉的思想性均可与《红楼梦》相媲美。小说还让国际社会看到在这近40年的历史中，中国这个有着优秀传统之美的国度是如何不断受到强敌侵略的，小说中揭露了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同时，有感于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作家描写了在民族危亡时刻各类人物的性格转变、命运选择，满怀激情地塑造了富有伟大气节的中国平民的群体形象，由此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和中国不会亡国的信念，并以此争取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文学史家称《京华烟云》为抗战题材小说的开篇之作。
改编后的剧本《京华烟云》为了使事件紧凑，用了移花接木法，起笔于1917年张勋复辟，几分钟就到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时代背景一片模糊。而且编剧为了迎合现代观众的口味，把情节做了很大改动。结果使得面对强敌侵略中华民族奋起反抗的宏大斗争，变成了几家人、几个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在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大形势下各种人物截然不同的反应和深刻的人性变化，也被减化成儿女情长的几段感情戏。总而言之，失掉了历史的厚重感，使人感到浅薄、庸俗和媚俗。
再者，原著中最精彩的部分，是林语堂先生将自已所钟爱的中华文化精髓，凝结成数个人物形象。而编剧却“为了便于观众欣赏，将人物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合并和移植”，这就像揉面团、捏泥人，把好几个人物合在一个人身上。其结果是除角色的姓名不变外，人物关系、情节发展都被乱编乱造，主要人物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使小说中比较理想的、代表真善美的人物形象不再光彩照人，失掉了人性的魅力；比较善良的人物也被丑化，变得不通情理。
小说中主要描写了姚、曾、牛三家，牛思道是被清朝的御史大夫参倒的，与姚曾两家无关，因为天下之大，非此三家。他们各自都根据其内在原因和外部环境而有其自然的发展，但编剧却非要通过莫愁的坎坷蒙难，让姚曾两家与牛家的衰败扯上关系。在原著中作者借傅先生之口说出：莫愁沉稳、安静、圆通、富足，她包容一切的个性是载福的。因此她平稳地嫁给了立夫。较之木兰的活泼，莫愁显得更踏实稳健，遇事有长远的考虑。这位聪明而善辩，现实而温婉的大家闺秀，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之美的优秀女子。如果说姚木兰是原著中一位最理想的女性，那么莫愁就是在思想、性格上有另一番特色的又一位理想女性。张永琛编剧认为他改编的最成功的就是莫愁这个人物形象，而且说“原著中莫愁只是木兰的影子，姐妹俩在性格命运上反差都不大，这个人物本身没有什么戏剧冲突”。于是把她改成了一个自我中心、骄气任性的刁蛮小姐，好像韩剧中的野蛮女友，被强暴后，立夫出于同情娶了她。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就这样被颠覆性地改变了。把如此美好的形象毁灭给人看，实在是一出人造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