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近体诗的语言形式及其文化特征
作者：林秀君
一、近体诗的语言形式美
在诗句的长短和结构组合上，近体诗首先体现出一种简约凝练、自由灵动的气质。我国古典诗歌的体式最先成熟于以《诗经》为代表的比较简短、朴素的民歌体，诗篇一般是以四言句式为定格的抒情短章，至屈原“楚辞”作品的出现，则一般采用六字句式。而近体诗则是以五言、七言的形式以及严整的格律使语言的形式美得到无以复加的张扬，因而五七言便成为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基本形式。然而，“形式和内容是一对矛盾，二者只有达到完美的统一才能突出事物的美。”[2]由于受字数的限制，以简约的语言形式去表现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情感，使得诗人在经营意象方面具有明显的跳跃性和灵活性，反映在语言层面上，就是诗家语的灵活性，它可以省略、改变词性、颠倒语序、制造主语谓语矛盾等，从而借助突出的意象来写意传神。像刘禹锡的“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等，无不通过语法错置，突出意象的灵气和神韵，诗歌的意境因而得以升华。
整齐平衡的视觉和听觉美感，是近体诗语言形式的另一突出美学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诗有定句，句有定字。绝句每首四句，律诗每首八句，要么五言，要么七言，整齐划一。篇章句数的求偶特征给人以视觉思维方面强烈的平衡美感。（2）音律节奏整齐鲜明。格律诗的节奏大体是两字一顿，因为汉字各音节不超过四个音素，两字一拍的音节也就形成了整齐的局面，再加上声调的平仄相间，构成了高、低音不同调质的和谐，同样显示出节奏的整齐美。（3）对偶形式和严整的用韵，体现出均衡与对称的美学原则。陈炯认为：“对仗是我国古代诗歌体现语言整饬美的一种独特形式。”[3]近体诗的对偶形式，不仅要求上下句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词性和词的义类相对，而且还要求平仄相反，使声调也形成对仗的局面，从而见出声音的和谐整齐。押韵是诗歌外在形式的重要特征。格律诗的韵脚相当整齐，句尾隔句押韵，且一般押平声韵，一韵到底。同时，对仗的运用和韵脚的整齐协调强化了格律诗鲜明的节奏，增强了语言形式的乐感因素，使近体诗焕发出一种抑扬、回环的韵律美感，从而给读者以美的情感体验。正如闻一多所说：“诗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于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4]
二、近体诗语言形式的文化特征
如果从语言和文化的深层关系看，近体诗的形式不仅在文本操作层面上具有内在的价值，在深层结构上，它还直接或间接地表露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思维模式。“中国人倾向于经验综合型主体意向思维，它的基本模式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5]西方学者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教授也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强调的是关系，注重的是整体的协调和协作。”[6]这种思维模式的精神内核侧重于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其背后，是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从地理环境看，中华民族一直以黄河流域为主要生活区域，自然条件优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他们的性格就不像西方游牧民族那样骠悍，敢于抗争，感情也不如他们奔放，而趋向含蓄理智。狭小的活动范围、浓厚的乡土意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很自然地孕育了汉民族喜欢和谐、追求统一、讲究中庸的思维定势。政治上，汉民族的政权、神权、主权高度统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无从立足，从而也产生了把自然现象和社会人事混为一谈并为“王权天授”寻找理论依据的“天人感兴”的迷信说教，以及要求个体绝对服从群体的东方人际关系模式。所有这些，都使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存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物我合一”等带有整体观念色彩的哲学命题，以及尚实、含蓄的表现特征。反映在传统诗歌创作上，就是“诗言志”这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统一的美学观念。
近体诗沿着诗歌言志缘情的古老传统，特别突出并发展了艺术中的情感表现功能，重主体主观情态的抒发，强调以情动人，情景交融，情和景以相融相洽的整体性形成了诗歌意境本身固有的自然本质。而意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境界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具有给人以“境生于象外”的审美效果。与之相应，意境的描绘要求既含而不露，又自然明白，因此古代诗人都颇重含蓄，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多种说法。这也是近体诗布局谋篇尚简，用字简约而在文法规则上自由切割意合的主观原因。为达到言简意远、意在言外的意境，诗人不得不抛开正常的文法规则，省去各种外在的语法标志，利用高度密集的意象、切割文法、锤炼“诗眼”等方法，拓宽了诗句本身的表达容量，使语言符号产生了极大的伸缩性、延展性和多义性。具言之，密集的意象，强化了诗歌重重叠叠的画境，给读者留下艺术想象的“空白”，产生旷远朦胧的美感效应；各种动词的省略，提高了意象的视觉性、独立性，诗的空间玩味也大大增强了；各种虚词的省略，不仅使诗语充满了宛转屈伸的灵动之美，而且摆脱了逻辑链词的限制定位，从而使诗呈现出一种浑然直观的境象；“诗眼”的锤炼，使得意由神来，一字生辉，把诗歌的语言潜能发挥到极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体诗形式的简约灵动，是我国一贯崇尚的讲究“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传统文风的反映，也是传统思维模式在文化层面上的折射。
“各种文化的特色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即联结种种文化形态的纽带，或称‘内蕴形式’。”[7]汉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突出在崇尚整齐和谐，这种审美偏爱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地理和历史的背景。如上所述，生活在平原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先民，农耕生活及日常所见的农作物本身就显示出更多的整齐律、对称律，由此也发展了阴阳观、二元论。整齐的语言形式首先是对生活现实景观的描述和反映。另一方面，由于追求与自然和谐，有了较多的祭天地仪式，于是在艺术中首先发展了音乐，进而和语言互为影响。可见，近体诗形式层面上的乐性美感，节奏整齐以及视角上的协调匀称，与民族审美取向是一脉相承的。
对称心理的强大优势和巨大生命力深入到汉民族的各种文化形态里面，反映出汉人强烈的均衡美感。申小龙强调：“中国文化思想的艺术特质渗透在它的各种表现形态中。作为文化的典型形式的语言也因此与民族艺术有了互相贯通的文化通约性。”[8]中国建筑铺排显示了很工整的对称美；中国书法艺术间架结构左（中）右对称，上（中）下对称（皆以看不见的中轴线为对称轴），不仅讲究单个字的间架对称，墨笔在白纸上或直行或横行书写时，还讲字与字、行与行、黑与白、大与小、正与斜之间的顾盼与呼应，揖让与补救，以求匀称效果；中国音乐的对称颇露痕迹，尤其是民歌，一问一答，上行音阶与下行音阶，都是追求对称之美；还有戏曲的程式化，水墨画的黑白格调，乃至人伦道德长幼尊卑的秩序等等，无不凸现整齐的形式美。文化艺术与语言是相沿相承的，从传统文化艺术里看汉民族对对称美的欣赏，就不难理解近体诗格律化的美学渊源了。
综上所述，近体诗是以整齐规范的外观与灵活多变的内在结构相结合而建构起来的既具有稳定的形态，又具有活泼的生命的艺术形式。它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不仅因为汉语自身的诗化因素，使它的语言形式具有得天独厚的操作价值，而且在深层结构上，直接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宗旨和美学追求，也是汉民族思维模式和审美价值取向的镜观。
注释：
[1]吴琦幸《文化语言新论》第123页，上海古典出版社，2003年。
[2]张凡《美学语言学》第11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陈炯主编《中国文化修辞学》第139页，江苏古典出版社，2001年。
[4]《诗的格律》，转引自吴琦幸《文化语言新论》第124页。
[5]谈大正《汉语的文化特征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第16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6]伍铁平《讨论语言和文字问题要有科学态度》，《北方论丛》，1993年第3期。
[7]张凡《美学语言学》第141页。
[8]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第15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林秀君，广东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