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叫屈
作者：杨俊波
一、金钱为基础的男权时代
《警世通言》反映的是明代时期的社会现状。明代“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出现了封建统治的危机”[1]，原本“以道德信条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机器迅速显现出它的脆弱性。到明代中期，贪欲滋长，奢靡风行，政治腐败，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2]。因而李甲能“纳粟入监”，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成为太学生。再加上市井之风盛行，妓院作为享乐之地也正应了明代对奢靡之风的追求。然而长期以来封建统治形成男尊女卑的观念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妇人之随夫，如花之附于枝，枝若无花，逢春再发；花若离枝，不可复合”[3]。因此即使像杜十娘那样有所追求的青楼女子也仍被看成男人的玩物，难逃薄幸。
明代社会已有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像西门庆那样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已经出现，风气渐开，时势使然。金钱在社会中的地位日见凸显，“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杜十娘与李甲之间最初由金钱确立关系，“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钱，大差大使”，杜十娘寄希望于维持关系的也是“百宝箱”，“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原本纯真的情感问题本身却沾染了金钱的铜臭，即便是佐合到一起，前景也不得不令人担忧。
二、封建家长制的牢笼
李甲出身于官宦门第，父亲李布政可以说是他与杜十娘结合的最大障碍。父亲身为官宦，自然是非常顾及颜面，岂容李甲娶一妓女为妻，有辱官宦名声。再者李甲此时正是借助其父才得以“在京坐监”，衣食补给尚由父母供给，倘因执意娶杜十娘而与其父闹翻，甚至断绝了关系，不仅太学生无从做起，即便是衣食起居可能皆无着落。而这也一直是李甲的一块心病。起初两人相识，情投意合，十娘便“久有从良之志，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向他”，但李甲“惧怕老爷，不敢应承”，这已经为日后穷途埋下了伏笔。后杜十娘赎身计议前程时，李甲以“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至相累”为由，惧不敢回，也道明两人前景的晦暗。直到孙富暗藏心机，巧舌如簧，引李甲就范的也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一心理，“尊大人位居方面，必严帷薄之嫌，平时既怪兄游非礼之地，今日岂容兄娶不节之人”。迫于世俗的偏见、家庭的压力，转让十娘实属无奈之举。
三、情字难参透
人们对李甲的批判往往还集中在对十娘情感的真假上，认为他始乱终弃。细读全文，总觉李甲还是个痴情郎。如果说当初凭借“大差大使”，李甲博得了鸨母杜妈妈的好感，那么“囊箧空虚”的时候，怕不要承受多少势利白眼。试想李甲本一生性懦弱之辈，何以承担？应该说多少受了真情的驱使。再看十娘计划赎身时，以借贷相试于李甲。李甲虽庸儒无能，却也能放下书生薄面，央告亲友借贷，可见真心。即便是柳遇春以“烟花逐客之计”劝诫李甲时，他也是口上应承“仁兄所见良是”，“心中割舍不下，依旧又在外边东央西告”，此不可不谓真情之举。
至于以千金相易，多少是李甲之过，因为李甲本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临阵退缩。两人虽暂脱妓院之困，但又不能归家见父，仍无定所，只得“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前景晦暗，可想李甲内心之苦。再加上孙富看中了李甲之需，饶以口舌，以金钱为饵，引李甲屈从。李甲为孙富所诱，将以金易人之计与十娘相商，常人大都以此处痛斥李甲不顾情义，实则情有可原，试想李甲真的没有替十娘打算过？或许他考虑过十娘终不能在外“浮居”一世，以十娘身份也不可能在布政府内取得什么地位，勉强的结合或许遗害十娘一生。再者李甲穷途末路，前途未卜，正为金钱而气短，十娘也未能早将“百宝箱”的用途告知。试想李甲既摆脱金钱之累，又怎肯为孙富所诱？可见十娘定计百宝箱、几试李甲的同时，怎么没能认识到面对情感的问题，坦白是多么的重要啊。
再看十娘投江前夜，李甲将孙富之计说与十娘，十娘本可严辞拒绝，并直斥孙富之奸计，呵醒李甲。可她却回以“明早快快应承了他，不可错过了机会”，“千金重事，需得兑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过舟，勿为贾竖子所欺”，口气上并没有什么不满，倒更像颇为满意之语，可想李甲自然会认为此法之善。本可避免的误会，却因为两人缺乏沟通，却将结局引向了另一末路，着实让人婉惜。
从以上三点也可看出，李甲虽生性懦弱、始乱终弃，但又并非完全出于本意，来自世俗的偏见、家庭的压力、两人间缺乏的沟通，都让李甲不幸背负了不可洗脱的骂名。然而冯梦龙正是借这么一个纨绔子弟，将明代社会种种弊病集中深刻地揭示出来，同时又提出感情的问题供世人参详，正所谓“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可见其良苦用心。
注释：
[1]《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1页。
[2]同上。
[3]冯梦龙《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杨俊波，安徽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