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祝福》中祥林嫂形象的悲剧意蕴
作者：侯学智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大胆严肃地提出了诸多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和人生课题，对女性的附属、非“本质”、“第二性”的地位作了深刻分析，并提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中国数千年的“父子型”文化模式，充满了浓厚的男权色彩，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都处在被人支配、被人奴役的地位，“男尊女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法则，自从儒教宗师孔子提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的男尊女卑思想后，一代又一代儒家文人都在注释、扩充和强化这一思想，使得女子在这一强大的父权文化覆盖下渐渐迷失了自我，女性被制度化、道德化的全面剥夺了人权，他们的卑屈地位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部分，是维系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五四时期，对旧道德旧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讨伐，女性问题在这次思想大震荡中占据突出位置，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出现了空前的高涨，《祝福》便是这一时期对妇女问题的形象表现。
《祝福》讲述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江南农村一位劳动妇女祥林嫂命运多舛的故事。作为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祥林嫂所受封建父权文化的重压及濡染是至重至深的。
祥林嫂的第一重悲剧是角色丧失后的走投无路，这是其悲剧命运形成的客观现实基础。父权文化首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固定了女性角色的社会内容，使女性成了“女儿——妻子——母亲”的三重复合，从而在社会基础上轻而易举地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参与。所以在男权宗法之下，女子除了近期规定好的角色职能外，别无他出路。社会评价女性及女性看待自己幸福与否，不是看社会地位与社会贡献，而是看其是否有个好丈夫和“美满”的家庭，所以一旦失去家庭，失去其“妻子”、“母亲”的角色地位，也就意味着女性存在价值的丧失。祥林嫂第一次嫁给比她大十岁的丈夫，但不久丈夫死去，这是她第一次失去了人身依附和归宿，失去了其应有的角色地位；后又被嫁给贺老六，并有了自己心爱的儿子阿毛，可以说这时她有了一个“完满”的家庭，但贺老六又死去，儿子阿毛也被狼吃掉，只是她又失去了人身依托和为妻为母的角色。这样，丧夫、再嫁、再丧夫失子的家庭婚姻不幸，使祥林嫂彻底丧失了社会、历史、文化定位下的女性的各种角色职能和理想存在样式，但她毕竟还要生存下去，于是就只有再回鲁镇，尽其另一层“工具”意义上的“奴隶”角色，但这种角色地位也因其“不干净”而被剥夺了，所以祥林嫂走头无路而死去。
凯特·米利特等女权主义学者认为，性别角色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妇女的压迫，莫过于性别角色这一规范的建立，它把女人限制在男人所规定的家庭范围内，使女人成为母亲、主妇、妻子的代名词。祥林嫂正是因为最终丧失了严格规范下的女性各种角色职能，从而失去了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位置，而演绎成其悲剧性的结局。
如果作品仅仅停留在从女性的角色丧失来揭示祥林嫂命运的悲剧生成原因，那么其悲剧主题意义就会流于一般，悲剧效果也显不足。事实是，中国古代有不少女子丧夫失子，但却能安度一生（当然这是女性的另一种悲剧），所以鲁迅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表现没有停留于此。作者为什么没有让祥林嫂一次性的丧夫失子，而是让她先丧夫、再被逼嫁再丧夫失子？这里固然表现出女性没有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更意在把祥林嫂放在一次次家庭变故中，展示其精神裂变的心路历程，使祥林嫂的社会存在与精神存在发生撞击，以此折射出人物因受濡染自我奴化而不得、自我“塑造”而不能的精神苦痛，而这正是其走向自身精神断裂，从而导致其生命终结的内在动因。
祥林嫂第一次丧夫后，其精神上的打击不能说不重，这毕竟使她成了“寡妇”。凡女人一当寡妇，即被视为“不祥之物”，被人视为充满晦气的“克夫星”、“扫帚星”。在鲁家“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显然是丧夫后压抑孤独心情的寄托。但不管怎样，她的精神支柱还没有倒塌，“好女不嫁二夫”、“从一而终”的节烈思想能够让她重建心理平衡，所以她“扎着白头绳”，愿意为丈夫守孝，准备像所有守节守寡的妇女一样安分守己地做一个符合封建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的贞节“好女人”，所以在鲁家做工“她倒满足，口角便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封建的节烈观使她抵死反抗再嫁，但既嫁后，虽然让她失去了做“好女人”的资格，但却重新获得了自己作为女人的为妻为母的角色，并且“上头没有了婆婆，男人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己家的”，尤其是有了儿子后，使她更加尝受到为人妻母的价值和家庭主妇的地位，所以她又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平衡，拿卫老婆子的话说：“母亲也胖，儿子也胖……真是交了好运了”。但不幸的是，丈夫儿子又先后死去，这使她以“失节”的罪名换来的新的角色地位和生活希望又一次丧失和破灭，她深感自己既不是贞节的“好女人”，也不是像其他女人那样拥有丈夫、孩子、家庭的完美女人，无论从哪方面，都没有了赖以支撑的支柱，所以这次的打击对她是深重的，“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眼角上带着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手脚也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反复述说阿毛的故事，透露出她曾做过母亲的自豪，也是受打击后精神失常的表现，最后连想做奴隶都不得。“捐门槛”使祥林嫂为寻求最低层次上的出路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意在解脱“不贞节”的罪名，再塑自己的“女人”形象以获得社会观念的认可，而当最后的努力没有达到目的后，她完全绝望了，所以在人们的“祝福”气氛中，她深感“百无聊赖”，只有结束生命，希望在阴间与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把人间未实现的女性本能的理想和愿望寄托与虚无。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漫长的中国历史下的女性文化存在畸形作了有力抨击，对女性因受封建礼教的因袭濡染的生存惨状作了深刻分析，《祝福》其实就是其思想的形象写照。正如鲁迅其他作品揭示腐朽文化因袭下的“国民性”一样，《祝福》揭示的是中国妇女长期以来因袭心理状态下的惰性。透过祥林嫂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女性存在本已“非人化”，但广大的妇女们却缺乏自我意识和理性自觉，把封建礼教、封建的女性观和性别角色内化为自己的义务，以当时的社会道德为道德，以当时的普遍观念为观念，这正是祥林嫂的悲剧意义的深刻所在。
所以，祥林嫂的悲剧是角色丧失与因袭濡染的双重互动下的悲剧。通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可以看到，女性角色社会化的过程，既是父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外部强化，也是女性自身的内在默认；“第二性”的女性生成，既是漫长历史下男权文化造成的，也是女性自我认同，自我塑造的结果——这正是《祝福》给我们的深层启示。
侯学智，男，山东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