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嘉尔曼：文明社会的自觉反抗者
作者：侯国玉
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曲折过程。在西方文学中，对这一过程做形象表述的文字很少，现在我们仅能从完整保存下来的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奥瑞斯提亚》中得到启示。奥瑞斯提亚为报父仇，杀死母亲及其奸夫，受到复仇女神的追逐，后在雅典娜主持的法庭上以一票之差得到赦免。奥瑞斯提亚的获释，标志着“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和进步的法制精神对血族复仇观念的胜利”。
恩格斯告诉我们：母权社会过渡到父权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妇女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自此，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地位得以建立。妇女逐渐失去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沦为男人的附属品。
对这种从属地位的不满和反抗，并非自嘉尔曼始。在希腊神话中，人们普遍认为旧神谱系与新神谱系的分野，大体相当于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过渡。赫拉也许是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第一个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起来抗争的女性形象。淫荡好色的宙斯处处沾花惹草，身为天后的赫拉一次次终止其姻缘，但她却奈何不得这神人之父，只能把满腔妒火撒在无辜的情敌身上。继之而起的美狄亚则把这种愤怒和抗争推向了极致。面对失去的一切，她不惜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报复负心薄幸的伊阿宋，向整个男权社会宣战。在此之后，欧洲社会进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历经文艺复兴和近代产业革命，在这期间，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十分低下。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女子所受教育的状况得到改善，女性自我意识逐渐得到加强。她们要求在家庭和社会上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与《嘉尔曼》同时出现的《简·爱》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丰富内心情感、追求人格独立平等、维护个人尊严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她对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异常反感，始终守护着内心的一方精神家园。稍后出现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以迟到的觉醒反抗夫妻关系的虚伪，反省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给仍然生活在男权统治下的广大妇女以振聋发聩的雷霆一击。
人类有史以来，文明的发展常常是以自由的丧失为代价的。各种法律、法规、道德、制度等等的重重建立，像一条条沉重的枷锁加诸人类之颈。人类的原始生命活力必然受到压抑、制约，人由此慢慢变得驯顺、服从，缺乏活力。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各种社会制度、法规等的建立，才能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文明程度才得以提高，人类社会才得以进步。野蛮和文明、自由和限制，这是一个双刃剑的命题。而在梅里美看来，由于工业文明的浸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多愁善感、无病呻吟、瞻前顾后、循规蹈矩，形成一种病态人格。在《科隆巴》中，面对为父报仇的责任，深受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科隆巴的哥哥奥索却显得无动于衷、犹豫不决。一位白胡子老人不无感叹地说：“奥索·安东尼奥在大陆住得太久了，做起事来不会像一个有胆量的人那样。”“今天都找不到有血性的人了，年轻人对父辈的流血根本不在乎，仿佛他们都不是亲生儿子似的。”梅里美认为这就是工业文明对人性根基的剥蚀。他要做的是呼吁人们警醒这种病态人格的发展，呼唤人类失落已久的充满活力的正常健全人格的重新建立。对于久已贫弱的心灵的振醒，非得用那粗犷的、野性的、具有原始冲动的强旺的生命力的猛烈冲击才行，否则不足以达到震撼人心、促人觉醒的效果。我以为这就是梅里美一向迷醉于描写远离文明的充满浓厚原始气息的异域风光，塑造充满野性活力、粗犷剽悍、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主人公的价值取向和原因所在。
我们该怎样来描述嘉尔曼的形象呢？如果从当时社会道德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粗犷泼辣、放荡不羁、具有魔鬼气质的波希米亚女郎。她本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因为一句话不合，便操起刀子在另一女工的脸上划了一个十字架。在被押往监狱的途中，对与她素昧平生的士兵唐·何塞进行感情挑逗，才得以逃脱。此后，这个走私团伙中的一分子，在以身试法、刀丛觅生的行动中表现得异常勇敢沉着、狡黠、放荡。她以卖艺、算命为掩护，为走私黑帮做耳目，以青春色相为诱饵，诱使对象堕入陷阱。无论是军官、商人，还是强盗、流氓，只要她认为必要，她就会以身相许。对于猎获对象，她能够做到一面与其同床共枕，一面又与同伙谋其财害其命。在这个“魔鬼的门徒”的头脑中是没有任何道德法纪的，正如痴爱着她的唐·何塞所言：“如果世界上真有妖精的话，这个姑娘肯定是其中一个！”最后嘉尔曼为了自己酷爱的自由，拒绝跟随唐·何塞前往美洲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作为艺术形象，一方面来源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又包含着艺术家的意图和理想，他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嘉尔曼这个形象之所以光彩照人，蕴含着巨大魅力，乃在于梅里美从非道德的视角来审视他的主人公，赋予她一种闪光的东西：嘉尔曼与一般的杀人越货的盗匪不同，既不是贪图钱财，也不是残酷成性，而是自觉地站在那个“商人的国家”的对立面，以反抗它和触犯它为乐事，这就使她成为了一个叛逆者的形象。
我们说嘉尔曼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就在于：与嘉尔曼相比，同样具有魔鬼气质的美狄亚是被迫起而反抗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简·爱虽说有着强烈的平等意识和反叛精神，但她选择的是逃离心爱的罗切斯特，借以维护敏感的人格尊严；而娜拉更是被文明侵蚀弱化成了柔弱的“小鸟儿”、“小松鼠儿”，早已失去了嘉尔曼身上原始的生命活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嘉尔曼自觉地站在文明社会的对立面，声言自己“不属于这些恶棍的专卖烂橘子的商人国家”，离经叛道、我行我素，蔑视道德准则和其他文明束缚。正因其本质如此，所以，她与情人唐·何塞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他们本来分属于两个对立的社会营垒，一个是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是秩序的破坏者，两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理想、生活态度和是非标准。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正如嘉尔曼所说：“狼和狗同居是不会长久太平的”。她瞧不起唐·何塞的怯懦，当二人幽会时，唐·何塞闻听鼓响要回营听候点名时，她嘲笑他是一只胆小的“金丝雀”。当唐·何塞出狱后把嘉尔曼藏在面包里的那枚金币送还给她时，她吃惊地笑道：“瞧！他居然留着钱不花……来，咱们把钱吃光算了。”大嚼大饮之后，她“便抓了几把糖果放在老婆子的水壶里，又把甜蛋黄扔在墙上，摔得稀烂”。挥金如土，率性而为，决不勤俭持家，作长远计。当唐·何塞帮助她逃脱而自己蹲监出狱后，她毫不踌躇地献身“报答”。而一旦唐·何塞表现出强烈的独占欲，要带着她“到美洲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时，她宁死也不愿意失去她最爱的自由：“跟着你走向死亡，我愿意，但是不愿意跟你一起生活。……我也可以再向你说些谎话；可是我现在不愿意这样做。我已经不爱你了；……咱们之间一切都完了。嘉尔曼永远是自由的。”想爱就爱，决不附带任何条件；想不爱就不爱，决不屈从任何压力。随心所欲，坦荡洒脱，从不拖泥带水，自欺欺人。最后，她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这曲高昂的“自由颂”，最好地诠释了裴多斐的诗歌《生命·爱情·自由》。对于波希米亚人说来，自由就是一切，他们为了少坐一天牢，宁肯放火烧掉一座城市。不自由，毋宁死，成为了嘉尔曼形象的鲜明的标志。因此，嘉尔曼也向来被看作是自由不羁的“精灵”。
嘉尔曼反抗的，无疑是这个“专卖烂橘子的商人国家”。她偷盗、欺骗、走私，无法无天，无所顾忌，无视“文明社会”的道德法律和行为准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朵绚丽夺目的“罂粟花”。从象征的角度，唐·何塞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象征。嘉尔曼与他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对立，以至于共同走向毁灭，是否意味着文明的失衡发展带给人类的将是巨大的灾难？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嘉尔曼所追求的这种没有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我要的是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一方面彰显了嘉尔曼的勇气和力量，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嘉尔曼最终必将走向毁灭的缘由。本文无意苛责梅里美，何况这个形象的意义并不在于此。梅里美希望通过塑造嘉尔曼这个强悍泼辣、野性十足、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女性形象，来对照虚伪、苍白、卑劣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希望给早已被文明侵蚀得哈欠连天的同类注射一针强心剂。在物欲日益膨胀的时代，把对健全人格发展的关注，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传达给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侯国玉，男，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2005q146）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