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二月河及其《乾隆皇帝》
作者：滕剑锋
首先，文本的标题往往能显现出文本的主题，二月河很明显地在利用题目这个窗口来标明自己的一种创作意图：用它来显示结局，显示人物的命运。
从作者为《乾隆皇帝》这部书的命名上来看，多少已显露出作者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乾隆王朝就像天上的晚霞一样，很美好可是也很短暂，晚霞褪尽就是无边的黑夜。第一部《风华出露》这个名字还带有许多少年意气。第二部《夕照空山》的命名中“夕”、“空”二字的使用，其实已显露出作者的创作态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中已有了一些慨叹。第三部《日落长河》命名的寓意更加明显：乾隆的政治虽然越来越成熟，但也越来越黑暗，不是盛极，而是步步在走下坡路。第四部《天步艰难》这个名称体现出的是盛世的艰难，历史已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任谁想挽住历史的尾巴，拖住历史的脚步，也是枉自费力。所以从作者给作品的命名当中，就可以看出：任是乾隆再精明强干，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脚步。作者越是把乾隆描写得能干，越显出他的悲情意味。正如在《天步艰难》的三十八回中，乾隆与其弟的一段对话的描写：“……‘天步艰难，我知道，天步艰难也要走下去’……不要紧，还是要走下去的……弘昼没有说话，行宫的铜马在风中叮咚作响，涟漪秋波一浪接一浪拍岸涌来，忘神之间仿佛又觉得湖水动荡，像是湖岸在逆水行而进似的……”这一段中乾隆的要坚持走下去与湖水的逆进的描写，既是说乾隆的生存状态的艰难，又是说整个时代，他也感到了这是一种不可为的事情，但是却又身不由己，而且再加上他的雄心壮志，就为自己和国家选定了一条悲壮的不归路。这条不归路的艰辛，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结局，也是一种“落霞”般的壮美。
其次，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的语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创作时的悲剧心态。这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物对乾隆的评价上。
张廷玉这个三朝老臣，四十年的太平宰相，在乾隆朝为要入贤良祠一事让乾隆十分不高兴，差点不能圈一个完美的圆。而从张廷玉这个历尽宦海的人眼中审视乾隆，初登皇帝宝座的乾隆“……不愧是圣祖爷亲手调教，久经朝务的……这些事……被弘历说了个滴水不漏”。[1]在定了雍正的庙号后，张廷玉“……往日只觉得弘历温和儒雅精明聪慧，此时见着真颜色，才知道是个比之雍正更难伺候的主儿”。[2]
刘统勋在《天步艰难》第四回中走近乾隆身边，看到“……已经年过不惑的人了，看上去还是那么硕秀……坐立行走，都显得十分精神……刘统勋不禁暗自掂掇，这主儿每日要披阅七万字奏折，还要接见大臣，骑射布库样样不误，吟诗弄赋棋书自娱，亏他怎么打熬这么好的筋骨……”
作者通过这两个不同的大臣的角度，描写了一个勤奋能干的封建帝王形象。而乾隆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精神，也确实给臣子们一个好榜样，清晨很早起床，练功上早朝，晚上批奏折到深夜，的确是一位能干的皇帝。而他的能干，也使国家的门户闭的更紧，使历史的车轮转的更慢，在整个的《乾隆皇帝》里几乎没有与外国的任何交流的描写。
乾隆之弟弘昼，对其兄是这样评价的：“……私底下，臣弟常把皇上、李世民、朱元璋还有圣祖相比，……皇上处处比他强。朱元璋洪武之治……不可同日而语。圣祖……开国不久……，若论滋繁百务兴隆天下熙和，皇上之治已远过圣祖。……兄弟虽不管事，心里给您叫好儿呢！”[3]这一段话无论是真情还是假意，都可看作是对乾隆的评价。作为乾隆，他也需要这样的话来坚定自己的信念。而信念越坚定，他离悲剧人生就越近，就离真正的富强越远。
在《夕照空山》第十回中，太后与乾隆提起周口赈灾一事，乾隆表明要狠杀一批贪官。后宫中人感到：“……他的语气很重，……别看他温文尔雅，而且可亲可近，可要说声杀人，半点也没迟疑过。”这是后宫人对这位皇帝的评价，结合作品中对乾隆的工作的描写，也确实如此，他的行动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封建帝王。
从上述大臣亲王、后宫人的不同视角，描写了一位极有作为又十分能干的封建皇帝。而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文事武备，我都尽了最大的力。有人上请安折本，说如今国运如日中天。但‘日中而仄’可不警惕？所以，要把‘极盛’的峰尖拔得再高些，一直精进求治，一直到不了这个峰尖。你想，一旦到了山顶，一览众山小，无论朝那边迈步，都是下坡道儿啊！”[4]
作者从乾隆的口中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信息：这其实已到了峰顶，盛极必衰，而由盛极到衰败的过程因落差之大就更显得悲壮。作者苦心积虑地写了一位勤奋能干的皇帝，但也精心地铺设了重重伏笔，无一处不在昭示着作者的“落霞”理论：因为有盛极之艳，所以衰落之惨也就让人很为叹惋。历史的空间中作者的想象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找到了新的解读历史的方法，就是用欣赏和批判的双重矛盾，再在矛盾中展现历史人物的必然的悲剧命运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创作理念。
因此，在面对结局时，作者也只能以一种悲剧的心态来关照人物，关照历史。虽然乾隆富有四海，至高无上，但是因为历史的不可抗拒，所以显出个人的抗争的渺小，而这种抗争也只是给百姓和大臣们一个形式上的交代。在乾隆朝，并非真的是百姓安宁，四海生平。虽然百姓的生活状态证明了君主的能力，然而人们的评价又否定了百姓的生活状态。这种矛盾的存在更加有力的证明了人类在无可预测的命运面前的软弱无助，但同时也会唤起更多的人的抗争。而当这种抗争失败后，更加显露出抗争与努力的悲情意味。
再次，从作者塑造的乾隆这一人物的精神内核上看，也体现着作者的一种悲情心态。
乾隆的治国，口口声声，无数次强调他要用圣祖的策略“以宽为政”，仁政来治国，然而在作品的阅读中，其实不难发现，他是有些“口是心非”。《天步艰难》第四回中，乾隆与刘统勋谈诛杀讷亲一事，他说自己以圣祖之法为法，作千古完人，然而即位不到二十年，已经显戮了五六个封疆大吏和一个大学士。《夕照空山》第十回中，乾隆对其母说：“有拿命案不当回事、渎职亵政的，儿子要很杀一批呢！”众人看他“说声杀人，半点也没迟疑过”。《风华初露》第四十一回中，有几个犯了事的太监，乾隆改了他们的名字“……就为太监都是贱种……乾隆轻蔑地一笑，所以提个醒，叫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下头八个太监……改名王孝、王悌……高无庸改名高大庸。”
从这几段文字来看，乾隆其实是个不讲“仁”、“宽”的人。虽然说为了政治的需要，需要树立皇帝的威严。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他无疑也是一个悲剧性的政权人物，不施仁政，何来的民心。更何况在他统治时期，异教“一枝花”犯乱多年，大小事务等等，他也是在风口浪尖上度过了他的政治生涯。
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来，太平盛世危机四伏，官吏也不是各司其职，仍有贪赃枉法之流，这也与乾隆的政治理想相差太远。从最初的初露锋芒到后来的天步艰难，是乾隆的人生悲剧，同时也是国家的悲剧。因为他的特殊的身份，国家的命运与他个人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封建王朝大厦将倾之时，他竭尽心力也无力力挽狂澜，个人的奋斗在历史面前显得那么地无能为力，他一生追求的理想盛世不是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