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论屈原的自恋情结

作者:卜玉香




  “纳西索斯情结”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神话。纳西索斯是一位美少年,拒绝了所有女人的求爱,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影子。因为始终得不到所爱的对象而憔悴,最终溺水而死,他落水的地方长出了一株美丽的水仙花。在现代西语中,“纳西索斯”引申为“孤芳自赏的人”。纳西索斯代表了西方社会人类已经初见端倪的自恋情结,也成了西方社会自恋者的代名词。后人将人们心理上与纳西索斯相类似的顾影自怜状态称为“纳西索斯情结”。奥地利医学家弗洛伊德在1914年《论自恋》中把严重的“纳西索斯情结”称为自恋症。现代心理学的实验表明,这种自恋情结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其中的德才兼备者。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1],千百年来受到无数人的景仰与追慕。他以政治家的社会身份行事,却以文学家的名义成就了不朽。屈骚之所以千古流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品唱出了诗人灵魂深处的声音,彰显了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屈原的作品大多创作于诗人被顷襄王流亡到汉北以后。汉北山川奇丽,有峻峰幽谷之美,但更多的是水气波光。沅、湘、澧、洞庭、云梦等水曲沟泽星罗棋布。面临滚滚江水,孔夫子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喟叹。屈子临水自鉴,自然也呻吟着凝思者的叹息。《离骚》云:“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湘夫人》云:“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涉江》云:“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抽思》云:“望北山而流涕,临流水而太息”。在放流的九年时间里,屈原肯定无数次地舟行水上,行吟江畔,凝目以思:为国家的生死存亡担忧,为黎民的饥寒温饱担忧,还有对自我价值、个人命运的思索。他发现:贤主明君只是理想的神话。自己所处的环境,君主出尔反尔,利令智昏;群芳随波逐流,纷纷变节;奸佞沆瀣一气,蝇营狗苟。“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溷浊我独清”。四海之内,没有赏识自己、理解自己的知音。这种深沉的孤独感,将屈原推上了顾影自怜的境地。他只有对着水中的倒影,自我欣赏,以此获得心灵的满足,达到人格结构的平衡。所以,屈原是东方的纳西索斯,他的作品也是自恋者的沉思。学者周宪也指出:“屈原不是神,他的愤世嫉俗不过是基于个人不幸遭遇挫折的必然反应而已,不过是他的自恋倾向的另一种表现而已。”[2]
  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贾谊、陶渊明、李白……皆视屈原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屈原的人格蕴含了中国传统文人所有的“根源特质”,他的人生际遇预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历史命运,他的作品也带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普遍特征。“文学与神话一样,都产生于共同的心理内驱力。这些内驱力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们是一切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3]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意识处于表层,犹如冰山露出海面之上的那一小部分,可以用语言表达。屈原心理中的确存在自恋倾向,但还尚未达到班固所诋毁的“狂狷之士”的程度。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屈原的感情是内敛的。在意识层面,屈原认为他有足够的自恋资本。
  首先是先天因素。《离骚》开篇称道自己的族系、诞辰、名字,“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带有明显的炫耀意味。关于帝颛顼高阳氏,《大戴礼·五帝德》曾有这样的描述:“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敬。”[4]可见是一位显赫、尊严的大神。至于屈原的诞辰,蒋南华根据古代天文学、历法学的科学推算,认为是寅年寅月寅日,这是一个日月交汇、千载难逢的祥祯之日。而“灵均”,灵,即是神灵的意思,也可谓不同凡响。先天的优势是他的自恋心态最基本的起点。
  其次是外在风采。屈原对自己的外貌也是很自信的。《湘君》云:“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水中倒影,是一位身材颀长的美男子。因此,有时屈原索性以“美人”、“佳人”自谓。如“恐美人之迟暮”(《离骚》),“惟佳人之永都兮”,“惟佳人之独怀兮”(《悲回风》)。对于自己的美貌,屈原重点突出的是自己的服装与配饰。《离骚》最为集中。诗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在《涉江》、《招魂》中还有类似的赞美。他对自己的服饰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实际上所有的衣着都着复杂的代码。“在日常世界中,衣着所起到的正是这样的作用:它总在设想中看到自己被别人注视。”[5]
  另外,屈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诗人丝毫不加掩饰地赞美自己的美德和才能。对于自己的美德,诗中有直接赞颂的,如“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有比德之颂扬的,如“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还有在历史追忆中以前贤来标榜自己的,如“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等等。诗人给后人最深刻的印象也是他高蹈绝尘的德行。司马迁评其品格,“其志洁,故称其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6],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自己的才能,诗中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的自夸。司马迁对此也作了“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7]的赞誉。
  上述的几点,都是屈原自身所意识到的与众不同之处,但在屈原的意识中,尚存在主次先后之分。先天的因素是天赋的内在美质,屈原将它们统称为“内美”。《离骚》中声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中的“修”字,大都含有“美”的意义,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重”是“增加”之义。诗人认为,纵使自身的内在美质众多,仍需要德行和才能的提升。屈原之所以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也不仅仅是祖上的福荫,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在文学传统里,美貌往往有更深刻的含义。《诗经·卫风·硕人》是咏庄姜的,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庄姜是一位有色有德的女子。《诗经·邶风·简兮》末章又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8]《郑笺》注:“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以其宜荐硕人,与在王位。”[9]美貌是贤者的烘托。屈原对此理会甚深。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服装便不仅只包含御寒遮羞的原始意蕴,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审美心理的表现,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屈原爱好楚之华丽的服饰,当有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意义。”[10]他对楚国服饰的赞美,也是其爱国德行的一个表征。古人常有佩剑的嗜好。剑既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警示。告诫自己大敌当前,要奋勇杀敌,尽忠报国。关于诗中的香花芳草,前人早有认识。王逸在《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11]所以,屈原选择花草作装饰,是取其馨香以喻己之高洁。屈原对外在风采的展示,目的同样是突出高洁的德行。在其意识层面,屈原的自恋,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所拥有的无人能敌的德才。这也符合儒家“太上立德”立人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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