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4期
从《象征》看叶芝的诗风变化
作者：郭 伟
诗分三节，每节两句。第一节诗“风雨飘摇的古楼中/盲目的处士敲着钟”，展示的是两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楼外，风雨飘摇；楼内，处士敲钟。风雨飘摇之谓何？自然界的风雨么？显然不是。题目已经告诉我们，诗人使用的是象征，而联想是感知象征内蕴的最好方法。按照传统的思维逻辑，风雨因其流动性而具有绵延的特质，与历史形成了同构关系，所以，读者由“自然界之风雨”第一个联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历史之风雨”，换言之，首句赋予了该诗以历史的沧桑感。然而，“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诗人对历史“风雨”的体察，其目的是在整体中认识当代——叶芝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现实：大英帝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和爱尔兰人民如火如荼的自治运动。诗歌由此更具有了现实的坚实感。
而这些语词的联想，也从读者反应的角度映射出了诗人对现实的忧患思考。在这种思考所暗示的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上，突兀出另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楼，而且还是一座经历过“风雨”，在“风雨”中慢慢变老的“古楼”！在原文中，“古楼”是“watch-tower”（李立玮译作“了望塔”），其功能旨在“watch（了望）”，可在这个用来了望的“古楼”中，却住着一个“盲目的处士”（A blind hermit）。于是，“watch”与“blind”便构成了言语层面的反讽。而“blind”修饰“hermit”(隐者、处士、与现实隔绝的人)，更强化了这种反讽。这样，诗人极力推崇的现实感很自然地被消解得干干净净。那么，这个对外界不闻不问的“盲目的处士”在干什么呢？敲钟报时（rings the hour）。这里的“钟”既是现实中的，又是意念中的。对于一个只能用耳朵和心灵感知世界的人来说，一瞬即逝的钟声就是意念和灵魂之歌。叶芝就曾无数次地听到过类似的钟声，他说他在钟声中，看到黑暗变成了光明，虚空变为充实。此时此刻，我想他一定和那个盲隐士一样，进入了心灵的至高无上的和平静谧，进入了对自身的神秘真实的连续发现。这是一种超验的境界，只有浸淫此道的人才能体会。而叶芝恰恰经过这种训练。在《自传》里，叶芝谈到了自己早年深受占星学、炼金术和布莱克神秘主义体系的影响，以及对心灵研究的痴迷。和年青的叶芝一样，“盲目的处士”在敲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无限绵延的时间的自足。正如叶芝在面对那些社会主义者滔滔不绝地讲唯物主义，讲所有有益的工作都是为改进人类这一自觉目的时，他说“生命的大部本无目的，它只是它自己”一样，敲钟行为的意义只在于敲钟本身，只在于在感受时间尤其是心理时间的过程中，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自我便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永恒的宇宙，一个自足的系统。第一节诗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自我的象征。叶芝通过“盲目的处士”这一意象，对自己早年的狭隘兴趣作了一个形象化的回溯。
为什么说这只是一种回溯呢？这是因为，在第二诗节中，叶芝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组鲜明的意象。这组意象与第一诗节形成了截然的对立，而且很显然，它寄寓了叶芝后期的生活态度，暗示了他诗风的转变。看看这两句，“那无敌的宝刀还是/属于那游荡的傻子”。“宝刀”！这一坚实的词汇忽闪在眼前，在耳边呼啸。读者仿佛可以看到那青色的刀刃上冷月般的光芒。早已封尘在梦幻中的侠士情结、“燕赵慷慨”之气不由涌上心头。在联翩的浮想中，“刀”始终以一种工具的面目出现，而且这种工具具有优良的质地（所谓“宝”者），无坚不摧（All-destroying）。任何种类的人都有自己的工具，工具便是他的生活态度和现实观。刀的工具性与人的现实观在相似联想中产生了同一关系。那么，持有什么样的现实观（刀），才能真正地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完美地享受生活（无敌）呢？“游荡的傻子”！这里，诗人以早年的眼光，以只探究神秘自我的敲钟人的口吻，善意地戏谑转变之后的现实主义者为“傻子”。这种戏谑，既包含着艰难“变法”后的回味自嘲，又包含着现实观终于成熟的沉重的欣慰。“wandering”(游荡)一词，以其与“rings the hour”(敲钟)完全对立的主体性动作包容了关注现实的各种可能性行为。
第三诗节“绣金的锦把宝刀围，/美人同傻子一同睡。”“绣金的锦”、“美人”和“宝刀”、“傻子”一样，都是具有强烈暗示性的褒义意象。它们鲜明、坚实、生动，能让人产生无穷无尽的想象。譬如叶芝写过《他希望得到天堂中的锦绣》，该诗中的“锦绣”“织满了金色和银色的光彩”，代表着对情人的美好祝福和真挚的爱。而“美人香草”之类的隐喻性意象，在叶芝的诗集中更是枚举无穷，或自喻高洁品质，或抒发良好愿望，等等。联想到这些意象惯用的蕴涵以及前文的细读分析，读者可以感觉到，《象征》中“绣金的锦”与“宝刀”，“美人”与“傻子”这两对意象的并置与聚合巧妙地暗示了：只有像“傻子”那样执着无悔地关注生活、关注现实的人才可能掌握生活的真谛、幸福的秘诀，才可能得到最珍贵的回报。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感觉到叶芝的现实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终于也影响了他的诗风，使得他从神秘的玄想中走出来，从朦胧抽象中走出来，进入一个凝练、形象、有弹性、关注现实的象征主义诗歌殿堂。他的这种诗风变化，除了现实观变化的因素之外，还与叶芝自身的气质有关。早年的叶芝研究的虽然是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的心灵，但他始终都渴望得到证据，渴望与生活建立普遍联系。这说明他的气质中，隐藏着一种明朗的理性的东西；他具有重视心灵和现实生活的两重性格。重视心灵的作用，使他学会了一种沉思冥想的形式和方法，学会了如何随着象征物的暗示让自己的幻想任意漂流，这对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非常深远；而重视现实生活，则使得他最终从寻找抽象的证据阶段发展到关注爱尔兰民族自治的现实问题。果然，后来的叶芝开始接近人民生活，支持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思索也日益加深，并最终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但《象征》诗中的那个敲钟人却永远无法继续走完他的人生，他只能带着丰富的中世纪的梦境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了叶芝心路的一个里程碑。
郭伟，高校教师，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