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4期
袁宏道《锦帆集》和《解脱集》中的尺牍
作者：陈 娟
一、生当求乐的人生价值观
他在这一时期的尺牍中频频宣扬人生短暂飘忽，当及时行乐的论调。“吾积财以防老也，积快活以防死也。”（《小修》）“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朱虞言司理》）对于人生短暂的感慨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早有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后有苏轼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但是短暂的人生怎样度过才有价值有意义，儒家讲求“立功、立德、立言”，佛教讲求普渡众生，道家讲求顺应生死无欲无求，袁宏道的人生观跳出了古代传统文化的束缚。 “人生不得行胸臆，纵年百岁犹为夭。”（《朱虞言司理》）“生年三十，头毛种种，纵不能骖鸾驾鹤，逍遥云海，亦当率行胸怀，极人间之乐。”（《管东溟》）率性而为，积极求乐，袁宏道的选择所带有的人性解放色彩，就现今人类文明发展程度而言，仍具有参考意义和认识价值。快乐本是人内在的一种情绪情感体验，在袁宏道那里第一次成为人生追求，几千年来的传统儒学一直训导士大夫以追求外在事功作为人生不朽的证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人生价值观的一次重大突破。
“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不必为福先。……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忧复何为哉？”（《家报》）袁宏道人生观虽然披有晚明时代任性纵欲的外衣，其内涵实则是尖锐鲜明的反儒倾向。儒家学说重“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友朋”五伦，重个体与其他个体的依存关系，重个体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重忠孝仁义信等伦理道德。袁宏道发现要追求快乐，要率行胸臆，首先要从五伦关系中还原出个体的人，让自己从济世救民、匡救天下的社会责任和繁衍后代、光耀门楣等家族责任的双重桎梏中释放出来。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重要。这就要求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袁宏道有自己非儒非道非佛的适世哲学。
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唯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徐汉明》）
在他看来，功名是陷人于苦痛的罪魁祸首，没有到手之前要济济以求，爬上一级还有更高一级，没完没了。“人生欲愿，决无了时。作童生者，以得青衿为了，然一入学宫，而不了犹故也。作孝廉者，以得乌纱为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犹故也。……故终生驱逐而已矣。”（《顾绍芾秀才》）所以勉强作了两年的县太爷之后袁宏道连呈七封辞职信，不顾上司和百姓的再三挽留，飘然弃印而去。大叫“败却铁网，打破铜伽，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聂化南》）中国自古有名士阶层，他们远离官场，不建功业，但追求美名嘉誉。袁宏道看到功名富贵是一体的，要想彻底解脱弃官之后还得去名，“夫使官去而名不去，恋名犹恋官也。为名所桎，犹之桎于官也，又安得彻底快活哉？”（《朱司理》）
家庭是陷人于烦恼的又一祸患。摆脱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后，还要挣脱家庭的责任和羁绊，逃避父兄师友的规劝和生儿育女的艰辛，远离妻妾的拖累和柴米油盐的琐事。袁宏道不仅不愿为人臣，也不愿为人子，不愿为人父，他只为自己而活，“除却袁中郎，天下尽儿戏”。于是被视为大不孝的无后无子在袁宏道眼里也成为难得之乐，“此翁无子，身后得无他虑，是人间第一快活事。……男女有何佳处？徒为老年增几重累，至死犹闭眼不得，苦哉！”（《王百谷》）甚至求神拜佛不要再让自己得子，“前过白岳，见求子者如沙，不觉颦蹙。仆亦随众命道士诵词，但云某子已多，此后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同上）衣锦还乡是古人共同的夙愿，袁宏道辞官后却饱游苏杭，寄居友朋，决不返乡，因为“夫乡者，爱憎是非之孔，愁惨之狱，父兄师友责望之薮也。”（《华中翰》）
二、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快乐观
为了穷一己之乐，袁宏道不惜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然欲求乐，先要明了何为乐。《锦帆集》和《解脱集》中的尺牍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发表自己的快乐观，阐明何为真正的快乐。这是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最富代表性的一篇：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斋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龚惟长先生》）
身处吴地的袁宏道深受吴中人士疏狂习性和当地风俗奢侈放荡的影响，其快乐主义带有鲜明的世俗倾向，但也不乏文人的精神追求和享受。他的快乐观是化雅为俗，雅俗并存的，与宋代文人的化俗为雅、去俗存雅背道而驰。仔细考察袁宏道这里所说的五乐，并不是“其中除第三种是著述外，其他全为肉体享乐”，而是物质与精神并重。概括起来主要为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食色之乐，以金钱为基础的感官享受。金钱、美女、佳肴、宴会，花天酒地、聚众淫逸、热闹排场、声色犬马，西门庆式的生活方式被袁宏道列为“五乐”之首。甚至“人生三十岁，何可使囊无余钱，囤无余米，居住无高堂广厦，到口无肥酒大肉也，可羞也。”（《毛太初》）吃喝住行的奢侈享受不仅是首要的基本的人生之乐，而且追求不到的话是一件羞耻的事，这和人生价值观联系起来了。这与颜回的陋巷而居、君子固穷已是相去远矣。
二是文字之乐，以创造为基础的精神享受。只要有一点思想的人，就不能完全沉湎于物质享乐，精神层面的东西会时不时冒出水面。作为一个人，只有创造才会真正的快乐；作为一个文人，只有阅读和创作才会感到真乐。袁宏道辞却社会中的事功，却醉心于文学上的事功，他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之一，享受生命的喜悦，必然享受阅读和创作的喜悦。“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李子髯》）他可以弃官辞家，但不能去除创作的欲念。“走性与俗违，官非其器，万念俱灰冷，惟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朱司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