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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七千多字的《文心雕龙》，基本上概括了从先秦到晋宋千余年间的文学面貌，评论了两百多个作家，总结了三十五种文体，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并建立了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文心雕龙》是有其重要贡献的。文学创作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艺术构思、艺术风格、继承和革新、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等，刘勰在总结前人点滴意见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专题论述。刘勰的观点、理论，当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不少问题是他的认识水平所不可能作出正确解释的，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束缚，使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某些文学理论的阐发，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这一方面是我们所不应忽视的。但总的来看，《文心雕龙》的成就是主要的。有人认为：“其体大思精，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136这个评价是并不为过的。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文学理论的某些方面或个别论点，高于刘勰的自然很多，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全面或主要方面超过《文心雕龙》的论著，却是没有的。这就有它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价值。
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近二三十年来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总是在逐步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的发展之中。当然，从这部巨著的重要意义来看，从《文心雕龙》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以至某些重大问题（如《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等）尚未开展认真的研究来看，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的。
好在近年来注意《文心雕龙》的同志愈来愈多，本书把它全部译注出来，不敢抱解决任何问题的奢望，若能为更多的读者研究原著提供一点参考，也就是译注者的大幸了。这篇引论在介绍有关问题中，力图把一些有分歧的重大问题介绍给读者；余岂好辩，谈到这些问题，不能不表示一点自己的看法，目的还是为读者阅读原著时提供一点参考。一己之见，最多只能算“分歧”之一。引论和译注，谬误一定不少，恳请读者、专家赐正。
1980年9月
注：
1 《文镜秘府论》中曾多次引用《文心雕龙》，此书是日僧遍照金刚于公元806年回国后不久写成的。
2 见铃木虎雄《文心雕龙校勘记》。
3 如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编《文心雕龙新书通检》，日本九州大学冈村繁教授编《文心雕龙索引》等。
4 《赠丁翼》，《文选》李善注：“《论衡》曰：‘说经者为世儒’”。
5、9、12 钟嵘《诗品序》。
6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7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8 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1962年本71、77页。
10 萧绎《金楼子·立言》。
11 刘知几《史通·自序》。
13 《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
14 据王元化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文心雕龙创作论》5页）
15 《资治通鉴》卷一四七：天监七年，“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奉朝请是第二班。
16 《梁书·临川王宏传》：“天监元年，封临川郡王。……三年，加侍中，进号中军将军。四年，高祖诏北伐。”刘勰于天监三年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后，做他的记室。
17 《南史·陈伯之传》：“天监四年，诏太尉临川王宏北侵，宏命记室丘迟私与之书。”可见萧宏于天监四年北伐时，他的记室已换丘迟。刘勰于此年改任车骑仓曹参军。
18 《梁书·夏侯详传》及万斯同《梁将相大臣表》（《历代史表》卷三十五）都说，任车骑将军的夏侯详于天监六年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为其部属，可能因夏侯详调职而于此年改任太末令。
19 《梁书·南康王绩传》：“南康简王绩……（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刘勰于此年改任萧绩的记室。
20 《南史·庾仲容传》：庾仲容为昭明太子萧统舍人，因“除安成王中记室”而去职。萧统有《饯庾仲容》诗送别。《南史·安成王秀传》说，萧秀于“天监元年封安成郡王，……十三年为郢州刺史，加都督”。可知庾仲容于天监十三年离东宫，刘勰大约在此年或稍后任东宫通事舍人。
21 《南史·武帝纪》说，天监十六年“冬十月，宗庙荐羞，始用蔬果”。则刘勰上表建议二郊农社“宜与七庙同改”，当在天监十六年十月之后不久。
22 刘勰出仕之前，曾和僧祐一起在定林寺整理佛经十多年，出仕后的十多年，僧祐陆续搜集到部分经卷尚待整理。僧祐卒于天监十七年（见《高僧传·僧祐传》），因此，刘勰在本年奉命再入定林寺整理僧祐所集最后一批佛经。
23 《梁书·刘勰传》列“迁步兵校尉”于刘勰上表之后，可能是上表后不久迁任此职。
24 有关刘勰卒年问题，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范文澜推算在普通元、二年（公元520、521年），见《文心雕龙注》731页。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一说为普通二—四年（公元521—523年），见《文心雕龙校注》1958年版10页；近说为大同四、五年（公元538—539年），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187页。李庆甲《刘勰卒年考》定为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184—194页。杨、李二家主要以南宋《兴隆佛教编年》、《佛祖统纪》等所载为据。这些新发现的线索是有价值的。尚存疑问是，若刘勰卒于大同四、五年，则他任步兵校尉之后的一二十年，史无记载；而《梁书》于其任步兵校尉之前的十多年，既详载其官职活动，何独后二十年一无可载？
25 《梁书·武帝纪上》。
26 《颜氏家训·涉务》。
27 《梁书·刘勰传》。
28 《寒素论》，《文苑英华》卷七六○。
29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30 《晋书·裴頠传》。
31 见《庾度支集》。
32 《南史·庾肩吾传》。
33 刘师培以“新野庾氏”为世族。见《中国中古文学史》88页。
34 梁武帝《敕舍道事佛》：“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全梁文》卷四）
35、67、74 马宏山《论〈文心雕龙〉的纲》，《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四期。其“佛儒合一”说有一定道理，“以佛统儒”论颇待斟酌。说详下。
36 《高僧传》卷十四。
37 《高僧传》卷九。
38、43 《弘明集》卷一。
39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422页。
40、41 《大正藏》卷八。
42 《智度论》卷四十三。
44 《闲居编·自序》。
45 《送庶几序》，《闲居编》卷二十九。
46 《释门正统》卷五《庆昭传》：“智者大师撰《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行世。晤恩撰《发挥记》解释略本，谓广本为后人擅增，以四失评之。弟子奉先源清、灵光洪敏，共构难词，辅成师说。法智（即智礼）乃撰《扶宗释难》，力救广本，而庆昭与孤山智圆，既预清门，亦撰《辨讹》，驳《释难》之非，救《发挥》之得。如是反覆，各至于五，绵历七年。……自兹二家观法不同，各开户牖，枝派永异，山家遂号清、昭之学为山外宗。”
47 《停云阁诗话》卷一。
48 道安《二教论·儒道升降论》，《广弘明集》卷八。
49 《列子·仲尼》篇。
50 道安《二教论》引《清净法行经》：“佛遣三弟子，震旦（指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广弘明集》卷八）
51 《喻道论》，《弘明集》卷三。
52 《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
53 《答法勖问》，《广弘明集》卷十八。
54 《庭诰》，《弘明集》卷十三。
55 《与孔中丞书》，《弘明集》卷十一。
56 《答萧司徒书》，《弘明集》卷十一。
57 《会三教》：“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日映众星。……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见丁福保辑《全梁诗》卷一）
58 《均圣论》，《全梁文》卷二十九。
59 《弘明集》卷八。
60 杨明照《刘勰〈灭惑论〉撰年考》认为写于《文心雕龙》成书之前（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王元化《〈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认为写于《文心雕龙》成书之后（见《文心雕龙创作论》）。
61 《全三国文》卷十九。
62 《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孔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
63 《管子·水地》。
64、87 杨柳桥《〈文心雕龙〉文章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文史哲》1980年第一期。
65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十四。
66 涵芬楼影印本《太平御览》卷五八一，此句作“圣因文以明道”。但从论者所引原文（“圣因文而明道”）来看，并非所据版本的不同，而是理解的不同。即使据《御览》，也是“圣因文——以明道”，不是“圣因——文以明道”。
68 见慧皎《唱导论》：“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高僧传》卷十五）
69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文学研究》1957年第二期。
70 《孟子·离娄下》。
71 《西都赋》，《文选》卷一。
72 佛教徒年满二十，正式受戒，叫做“年满具戒”。
73 周振甫《〈文心雕龙〉的〈原道〉》，《文学遗产》四四五期。 75 马宏山的原话是：“虽然，‘玄圣’一词在《庄子·天道篇》、《后汉书·王充传论》以及班固《典引》、何承天《上白鸠颂》等文中曾出现，但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注家皆不得其确解。只有孙绰、宗炳和法琳等人之所谓‘玄圣’，专为指佛而言，具体明确，毫不含糊。可见在刘勰之前和之后，佛教信徒都称佛为‘玄圣’，则是无可置疑的。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而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使用这个已有特定意义的词语时，可以凭空生发出另外的意义来，或仍然沿袭‘泛指’呢？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76 《文选》，卷四十八。
77 《后汉书·班固传》。
78 《高僧传》卷七，《慧严传》引。
79 《孟子·滕文公下》。
80 《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礼，门也。”
81 《两都赋序》，《文选》卷一。
82 《七略》，《初学记》卷二十一。
83 《雕虫论》，《全梁文》卷五十三。
84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
85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225页。
86 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22页。
88、90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68、191页。
89 见《文心雕龙选译·前言》。
91 《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14页。
92 《南齐书·文学传论》：“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
93 《唐音癸签》卷二：“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
94 《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盖有不测之神思，难名之妙意，寓于其间矣。”
95 《四溟诗话》卷四：“或造句弗就，勿令疲其神思。”
96 《文颂·神思》（见《诗品集释》94页）。
97 《随园诗话》卷六：“偶作一诗，觉神思滞塞，亦欲于故纸堆中求之。”
98 《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
99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
100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册254页。
101 《典论·论文》。
102 《文赋》。
103 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60页。
104 穆克宏《刘勰的风格论刍议》，《福建师大学报》1980年第一期。
105 《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29页。
106 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文学遗产》二七四期。
107 王达津《试说刘勰论风骨》，《文学遗产》二七八期。
108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07页。
109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234页；李树尔《论风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35页。
110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
111 《宋书·武帝纪》。
112 《古画品录》，《丛书集成》本3页。
113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为孔子语，自然为刘勰所宗奉。
114 《论语·卫灵公》。
115 《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47页。
116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13页。
11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534页。
118 如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列《定势》为“风格学”；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析《定势》说，刘勰“认为体裁有体裁一定的风格”；穆克宏《刘勰的风格论刍议》说，势“即文体风格”。
119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版35页。
120 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527页。
121 振甫《通变》，《新闻业务》1962年第二期47页。
122 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68页。
123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110页。
124 过去我们曾把“设情以位体”误解为“根据内容来确立体裁”。确立体裁就不属熔意，今从刘永济说改。
125 刘永济《释刘勰的“三准”论》，《文学研究》1957年第二期。
126 熊寄缃《刘勰是怎样谈创作过程的？》《文学遗产》三九三期。
127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185页。
128 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50页。
129《宋书·谢灵运传论》。
130 《十三经注疏》世界书局影印阮刻本1522页。
131 详见拙著《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
132 《修竹篇序》，《陈子昂集》中华书局排印本15页。
133 《文心雕龙札记》文化学社本233、245—246页。
134 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96—99页；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219页。
135 《晋书·陆机传》。
136 游国恩、萧涤非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79年版第一册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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