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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园林 作者:耿刘同
第二节 古代园林与自然山水




  中国古代园林自汉魏以来,以至明清,总离不开山水。几千年来,中国人已形成了对山水的嗜好,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山水观。这些源于对中华山川钟爱形式的山水观,又惊人地趋于认识与表述上的根本一致,甚少例外。

  山水是自然物,是天地间处于相对静态与动态的自然物。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段话,既将自然物的性格赋予了人,又将人的性格赋予了自然物,不能肯定将山水人格化的山水观始于孔子,但可以肯定在此之后的年代里,山水确成了后世中国园林中的主角而久演不衰。

  从古代园林发展中,大概有两种原因促使人们向往山水。一种原因是城市化的生活环境使人远离了自然界的山水;另一种是为了逃避社会现实。但是,当中国古代园林的结构已经形成不同山水模式以后,像其他艺术陈式的形成一样,不但自身的发展趋于停滞,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文化形态的演变,会终止其创作的价值,或者只剩下表相的某些形式,被赋予新的功能,得到暂时的延续。不可忽视的是,遗存的古代园林精品,或者只留有著录的作品,仍将占有应有的历史地位,永远为后世子孙所珍视。

  自然山水的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永恒的。几千年来,山水画家、山水诗人的创作,主要是依自然山水为蓝本的。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兴盛早于山水画,当魏晋南北朝之际,山水画尚处在“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创始阶段,山水诗已出现了许多煊赫的宏篇巨制,开始进入山水诗的辉煌时期。就在此时,中国南北兴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庙园林蔚然成风。中国古代园林中并非直观的诗意,而将早于视觉直感的成熟画境注入在园景之中,成就了以山水为骨架的中国古代园林的浓郁的诗意。不仅是园林,恐怕后来代所有大家的中国山水画,也绝离不开这个诗先于画的时间之差。古代园林从来受惠于古代诗画,所谓“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是我们现代人对它允当的评论。同时,园林在这1000多年中,又反哺诗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古代文苑的美学现象。

  诗、画和园林都从自然山水的雄奇、秀美等等印象中产生意境。一个原始的自然物,不经过人的意识的加工,是不会生发意境的。经过人的思维加工,特别是经过人的行为介入过的自然山水,它的传说,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是很容易被人格化、性格化的。

  山水在被人格化的基础上往往又被神化、佛化、仙化、狐化、妖化甚至鬼化。可喜的是,古代园林中,在将山水人格化的时候,大多选取美的形象、美的寓意,甚少创设美的对立面,这一点使园林的创作,区别于古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般表现方法。

  中国园林对山水空间的创造与再现,从仙山琼阁到世外桃园,是古代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的反映。作为“至尊”的皇帝与隐逸的“高士”之间的境界的差别,既在现实中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作为既是艺术空间又是生活空间的园林,也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至尊”与“隐逸”是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差别所在。

  权力与财富使皇家园林得以包揽自然山水于一囿之中,而私家园林更多地运用智力,将自然山水浓缩于一园之中。皇家园林的精品,产生于朝代的兴旺之时,私家园林往往产生于园主的失意之时。同样寄情于山水,心境却全然不同。身处寺庙园林和风景园林中的高僧老衲,羽士山人,又是别样的心境,他们在山水之间修身养性,参禅炼道,祈求得到的是各自信仰的永恒。

  有两个文化现象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的祖庭(发祥地)多为自然山水中的寺庙,其中,许多为现存的著名寺庙园林,如河南嵩山少林寺,浙江杭州的灵隐寺,浙江鄞〔yín银〕县太白山中的天童寺,江苏镇江的金山寺,福建的鼓山涌泉寺、开元寺等等。这些还只是禅宗的寺庙。再以汉传佛教所崇信最广的四大菩萨的道场为例,更是将山水佛化的典型。这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这四大名山,是四处山水风景名胜,不但寺庙众多,而且建筑丰富多彩,既反映了地区的特点,又体现了民族宗教的个性。如五台山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是国内仅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四大名山,自然景观也各具特色,既是佛教圣地,也是游览胜地。

  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是,中国武术的主要流派也都发祥于山水寺庙之中,外家派起自少林寺,而内家派与道教第一名山武当山关系密切。

  依托于山水或者以山水为蓝本的中国古代园林,是对自然山水最好的反馈。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实践开发了中国的自然山水,展拓了自然山水的文化领域,把自然山水融进古代的城市,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现代的生态观点来衡量,中国古代园林不但没有因广泛的分布和大量的建设而破坏生态,相反,美化和改善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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