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百姓,把人民按不同的行业分成若干专业户,如民户、军户、匠户、医户、儒户等等,其中有一项特殊的人户,叫做“站户”。
顾名思义,“站户”是和驿站有密切关系的户头。元代驿站繁多,所需费用也很浩大,元代统治者便把这些负担转嫁给百姓,让一些人户专门承担驿站差役的费用。这些人户便称为“站户”。
站户制度是在忽必烈统一中国前窝阔台时代就开始的。当时规定,各驿站附近人家,每100户出车10辆,每年每户纳米一石。忽必烈统一南北后,大量设置驿站,便抽出一部分人户充当专门的站户。这些站户从民户中分离出来,不入民户户籍,登入站户户籍。一经登记,世代相承,不能改变。
站户大部分是原先的普通农牧民,他们承担着十分沉重的驿站赋役。首先,他们要供应各驿站来往官员的饮食,蒙古语称为“首思”,汉语又叫“廪给”、“饮膳”或“祗应”。这是一笔很不小的负担,尤其当王公贵族大官充使时,山珍海味,奢侈至极。其次,还要供应使臣的交通工具,当时主要是马,有的地方则为牛、驴、狗,加上车辆等,还包括常年的饲料、马具和车辆的配件。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再次,站户还负担驿站的劳役,如为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搬运工等。这些差使都是无偿的,还要自备饮食。
到元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驿路上的往来官员作威作福,欺压驿站沿途百姓,他们“持威挟势,颐指风生”,任意索要名贵酒菜,还强令歌妓纵酒,无所不为。对驿站人员稍不如意,即行吊打。加上当时站役负担沉重,元成宗时四个月内,即起马13300余次,即使所有马匹昼夜在道,也无法应付。因此造成大量驿畜倒毙途中。元祐元年(公元1314年)六月二十三日,仅甘肃省就奏报死铺马199匹、驿驼24头(《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这些负担压得元代站户喘不过气来。有的实在坚持不了,就只得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最后老死荒郊野外。元代诗人许有壬有首诗描写他们的悲苦生活说:“盛冬裘无完,丰岁食不足。为民籍占驿,马骨犹我骨。束刍与斗菽〔shu叔〕,皆自血汗出……”(《至正集》)。意思是,数九寒冬我还披着一件破烂的皮子,连丰收的年景也难以饱饭。当上入了籍的站户,就像受役使的马那样受苦。缴出的每束干草每斗粮,都是我的血汗所出!最后,这首诗为贫寒的站户喊出了他们不平的呼声:“生儿甘作奴,养马愿饲粟”,难道我们世世代代甘于当牛作马、贱如奴隶吗?这首诗如实地反映了元代站户的生活。
在这样沉重的压迫剥削下,站户们纷纷破产,到元代末年,建立在站户们血汗基础上的元代站赤制度无法维持下去。当时有史家云:“站赤消乏,积非一日”,而“其弊终不可革”(《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既不能改革宿弊,就只有走向消亡一途了。14世纪初叶,据甘肃省甘泉驿站统计:60年前,这个站共有站户348户,到60年后只剩下176户了。站户们纷纷逃亡或出家为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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