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为了有效地治理这片辽阔的国土,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其中一大项,就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考核和任免,并且三四年调动一次,以防官吏和当地豪族势力勾结。后来又建立了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势豪之家要操纵选举就困难多了。另外一项措施,就是尽可能把编史修志的权力控制在政府手里,既便于及时了解各地情况,决定治理方针,又便于控制舆论,一举两得。隋文帝杨坚即位不久,就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和评论人物。因此,自隋唐以后,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衰落,同时私修的地记、郡书逐渐让位于官修志书。
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在他执政的短短13年里做了许多大事: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巡游江南、还三次远征高丽。同时,他在方志史上也有两大创举:一是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我国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隋炀帝的这道命令看来是切切实实地被执行了的。据《隋书·郎茂传》记载,郎茂在隋炀帝的时代编过《隋诸州图经集》100卷,编成之后,书归皇室收藏,郎茂受到“赐帛三百段”的奖赏。这部书没有传下来,从书名和多达百卷的篇幅来看,它应该是隋代全国各地图经的汇编。如果这个理解不错,它就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一部图经总集。
隋炀帝对地方志事业的另一项贡献,是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志《区宇图志》。隋炀帝对这件事很重视:第一次编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满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学士重编,扩充到800多卷,他还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终于编成1200卷的一部大书。可惜随着隋朝的灭亡,这部大书不久就散失了,到唐朝已经只有120卷,现在则只剩下几小段文字,被清代的王谟辑在《汉唐地理书钞》中,记的是地理、古迹和神话传说。 另外,宋代类书《太平御览》第二○二卷中,保存了一段隋代人对它的描述,说它:“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郡邑图。”还说:“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极细。”是由书法家欧阳询的长子欧阳肃所写。欧阳肃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工于草隶,为世所重。”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些零星的文字约略窥见《区宇图志》当初的风姿。
继隋朝之后的唐朝,更加重视对编史修志的管理。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宫中设立史馆,编修国史,由宰相监修,自己常常参加讨论,给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贞观年间编成了多种史地书籍。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得到太宗的宠爱,特许他招徕文士,在王府里设置文学馆。李泰想谋求当太子,为了讨父亲喜欢,组织许多学者用四年时间编成《括地志》550卷。这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总志,反映了初唐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风俗物产、掌故人物。书成之后,唐太宗非常称赞,给了很多赏赐。《括地志》曾被后来不少著作引用,原书却在南宋时佚亡,现在只能看到汇集各书引用文字编成的辑本。清嘉庆年间孙星衍辑有《括地志》的遗文八卷。 目前比较完备的辑本是贺次君的《括地志辑校》(1980年出版)。
唐德宗李适〔kuo阔〕建中元年(公元780上),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中间一度改为五年,后来又改为逢闰年上报。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如山河改易,州县增废,则要随时报送,不受规定时间的限制。从此,各地定期编修志书报送中央成为定例,一直延续下来。
唐朝政府在丰富的图经、地志的基础上,为适应统治的需要,曾多次编修全国性的图志。现在知道的,除《括地志》外,还有《贞观郡国志》、《职方记》、《郡国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等名目,以及多种《十道图》、《十道录》(唐代为了便于对郡县加强管理,将全国按山川的自然形势划分为十个区域,称为十道)。有一次,唐宣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韦澳说:“我经常要向全国各地派遣节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风俗,你给我编一本书吧。”韦澳于是根据十道四方的志书,将各州郡的境界、风俗、利弊编成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题一个名称叫《处分语》(处分,是吩咐、嘱咐的意思),亲自缮写,献给宣宗,连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让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为邓州刺史,去谒见皇帝谢恩,唐宣宗根据《处分语》所提供的知识,一一嘱咐治理邓州应注意的事项,使得朝中“人人惊服”。薛弘宗也大为佩服,出来对韦澳说:“上(皇上)处分州事惊人。”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继承了隋唐官修志书的制度,并且使它进一步完善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县遇到闰年要造图上报。所谓“图”,要包括土地物产、风俗所尚、古今兴废的原因、州县的土地及户口数等,显然不是单纯的地图,而是地志性质的图经。同时,在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也就是宋朝开国后的第12个年头,开始整理汇编全国的图经。先后由卢多逊、宋准负责,花费了四年时间,编成《开宝诸道图经》,这是宋朝所编的第一部全国图经总集。
30多年以后,在宋真宗时期,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全国普遍修图经的活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阅读《西京图经》,觉得记载不够完备,下令全国各路、州、府、军、监都要将图经重作校勘补充。各地新修的图经报来以后,他嫌体例不统一,便任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人,按照统一的体例,对所有的图经重新加工。到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修成《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另有目录2卷,抄成342本,在第二年颁发下去。这部图经总集不但篇幅宏伟,而且是第一次将全国图经统一了体例,对各地编写志书起了示范作用,影响很大。但它到南宋后期已经残缺,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明代以后就基本绝迹了。
在汇编《祥符州县图经》的同时,为了决定各地赋税的数额,又命令王曾利用《祥符图经》的资料,编了一部简明扼要的全国总志《九域图》,只有三卷,供制定赋额参考。此书到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由王存等人增订成为10卷。它专记宋朝熙宁、元丰年间的情况,对于行政区划、各地之间的距离,以及户口、土贡(当地物产及其数额),记得特别确切,对于研究北宋的地理和经济很有用处。《九域图》的名称,原是沿袭唐《十道图》而来的,其实没有图,所以书成之后,王存奏请改名为“志”,这就是著名的北宋官修总志《元丰九域志》。
由于《元丰九域志》过于简略,宋徽宗曾打算再次重修。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再次诏令各州郡重修图经。但是,没过多久,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都被俘北去,修志计划成为泡影。“九域图志局”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从此以后,历届政府都采取这种设局修志的办法。
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过去地方政府编报图经,多半是以旧图经为基础删改添补,增入户口、贡赋等方面的新资料,就可以抄录上报。这时候就大不相同了。《(景定)建康志》(江苏南京)的编纂者周应合写过一篇《修志始末》,叙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马光祖之聘,“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这篇文章仿佛带领我们去参观了一处南宋的修志机构,让我们很具体地看到当时官修志书的编纂过程。
周应合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周应合本人是淳祐年间的进士,有学问,又有编史修志的丰富经验。他受聘后,负责制订修志的全盘规划,包括提出宗旨,制订凡例,设计篇章结构,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预算。修志正式开展起来以后,他要主持书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资料,同时“夜考古书,朝订今事,右分编纂,左付刻梓”,承担主要的编写任务。马光祖则负责审查和批准规划,提供经费,调集人员。修志过程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向马光祖请示决定。最后由马光祖审定志稿,并为志书作序。
可见,这时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修志是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证。后来习惯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的人称为“纂”者,如《(景定)建康志》就可以写作“马光祖修,周应合纂”。主修人和主纂人都把修志看作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这样编出来的志书,和那些仅仅责成书吏抄录档案上报的早期图经相比,其质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官修志书形成制度,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政府倡导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观上却成为地方志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全国上下大规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办得到。用行政力量来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府文书档案的便利,都十分有利于提高志书的质量。从此,我国的修志事业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持续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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