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多样的史地杂著各展所长,争奇斗妍,同时它们也必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种新的著作形式,便在这种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中悄悄地孕育成长。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丰富多彩的杂述,其绝大部分我们已是无缘相见了。但是从它们残存的文字中,或是从其他古籍对它们的描述中,仍然可以看到它们互相浸润的痕迹。郡书往往含有地理、风俗、传说;地志亦往往含有人物资料。地理志、地方史和人物志逐渐显示出一种相互结合的趋势。后魏刘芳的《徐州人地录》,书名就标明了既记人也记地。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最早是名为《襄阳记》的,按照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介绍,它是“前两卷为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地方行政长官)”。而这种融合现象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越绝书》和《华阳国志》。它们不但兼有古国别史、古地理书和人物志的内容,并且开始采用横分门类的编排方法。虽然类目分得比较粗糙,不太系统也不太科学,却已初步显示出后世地方志的一些主要特色。它们之所以著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两部书都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原有25卷,现存15卷。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众说纷纭。它的书末有一段“隐语”,其中暗藏着作者姓名,起初谁也破解不出。直到明代中叶,学者杨慎经过考证,认定它是东汉人袁康所著,吴平所校,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部书不是成于一人一时,而是从先秦到东汉经过许多人不断充实的结果。
《越绝书》基本上是一部地方史。它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吴国、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另附有秦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史事。但它又以《记吴地》、《记越地传》两篇叙述吴、越的山川城邑,同时记载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范蠡、文种等许多人物的事迹。虽然分类较嫌杂乱,但各篇自成首尾,不相连续。明代就有人称它为“地志祖”(《(万历)绍兴府志序》)。清代洪亮吉曾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乾隆)澄城县志序》)。现代也有一些方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记载晋代梁、益、宁三州(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情况。常璩是四川人,曾在成汉(四川的一个割据政权,存在于公元303至347年)做官,既有条件作实地调查,又有条件接触成汉政权的文献秘籍和官方档案。他又是一位饱学的历史学家,除《华阳国志》外,还写过成汉的历史《汉之书》,不过没有留传下来。所以,他的《华阳国志》材料既详实可信,分类也清楚合理,很受史志学者的称誉。
《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一共12卷。它的前四卷以地域为纲,分别叙述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和所属郡县的政区沿革、山川、道路、物产、人口和民情风俗;第五至九卷以年代为纲,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历届政权的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谚语歌谣,用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最后三卷记人物。比起《越绝书》来,它显然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志互相结合的倾向,也更具备了地方志的各种特征。因而,作为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地方志,它也更得到学者们的公认。后来四川、云南一带编纂地方志,往往拿它当范本。
不过,像《越绝书》、《华阳国志》这样的著作,尽管代表着史、地、传记相互融合的方向,在方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却如同凤毛麟角,远没有成为普遍现象。由形形色色的地方史、地杂著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最终汇成定型的地方志,还要再走几百年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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